第一節音樂聲音生態[1][2][3]
傳統上對音樂生態問題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音樂作品的結構、音樂的傳播方式、音樂的消費方式或消費價值取向、以及音樂受眾的文化背景結構等環節上。音樂生態學概念的提出是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音樂生態已經失衡，並導致許多難以理解和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將生態學的概念引入音樂生活，就是要在生態哲學觀的指導下，提高音樂生態意識、關注音樂的生態發展。同時，將音樂作為一個生態學因素是指人類需要一種有序的、可持續發展的、健康向上的音樂生活狀態，它是維係人們擁有更好的精神文明生活的重要保證。不管是在東西方文化還是在人類文明發展曆史中，音樂都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作為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著人類社會文明不斷前進和發展。
音樂生活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現象，音樂的生態環境一直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當代社會科技的進步影響和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未來的音樂藝術形式的發展趨勢已大大拓寬或改變了對音樂概念的理解。麵對一係列新的現象和新的課題，人們關注的不應該僅僅局限於音樂本體意義的發展，而需要重新反思現有的音樂生態環境，重新考慮存在於音樂生態環境中的競爭關係、互利共生關係以及生態鏈中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因素的相互關係。
音樂在經曆了無線接收、唱片、播放器、隨身聽、CD、固體存儲（mp4、ipod）播放器時代後，早已不再是特定場合、特定氣氛條件下特定的聲音過程了。相反，它現在幾乎每時每刻都伴隨、引導和決定著人們的生活，音樂不僅僅可以“聽到”或者“隨意使用”，它自始至終就存在。如今是音樂支配著人類，人類幾乎是被動地服從於音樂的驅使。因此，在這樣一個音樂觸手可及的時代，把音樂看作是一個生態學因素是自然而然的發展結果。用伏爾泰的觀點來看：音樂是食物、衣服和住所之外人們最大的必需品。因而，音樂對人有社會價值。音樂所關注的東西已經遠遠超過了技巧的界限，它包括人類智力的、感情的以及精神方麵的東西，並且跨越了時空。
以二十世紀的音樂生態變化為例，西方“現代性”文化邏輯深刻地影響了二十世紀的曆史。在這個世紀的曆史中，從理性崛起到理性獨白，再到反對理性中心主義，形成了一條比較清晰的軌跡。人們逐漸地發現，“音樂”這個詞慢慢地被“聲音”所代替，它傳達了一種不同的欣賞態度，“新的聲音，要有新的聽法。不要力求聽懂，而是要注意音響的活動。”在大多數情況下，現代音樂並不是以一種形態出現的，但是無論怎樣，各種可以被稱作是現代音樂的音樂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對和聲功能的破壞、不穩定的節奏或者根本毫無節奏可言、對於普遍意義上的噪音的運用、對發聲樂器的功能的再定義等。從九十年代中期電子音樂大爆發開始，幾乎所有的音樂都帶上了電子的味道，甚至世界音樂也成為了電子音樂中的一種素材而被經常地使用。但是這也帶來了一些問題，當音樂家麵對的可能性更多的時候，音樂就更多的是在於選擇而不是創造，這樣的局麵總是會伴隨著某種音樂行為泛濫的趨勢。泛濫，就意味著對某種生態平衡的破壞。
由發端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科學革命所引發的現代技術革命，始於二十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人類科學在原子能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半導體技術、空間技術、激光技術等方麵都得到了突破性進展。特別是進入七十年代以後，由於微電子技術的產生和迅速發展、電子計算機技術的不斷更新換代及其在各個技術領域的廣泛應用，使現代技術革命更加明顯地展現出以信息革命為核心的特征。現代技術革命給人類的生產生活所帶來的巨大變化是無法抗拒的，科學技術日益滲透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的音樂生活也隨之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四十年代末，法國作曲家皮埃爾·舍費爾創作的《地鐵練習曲》，不用樂器，不用人聲，直接使用“具體的聲音”來製作音樂，把車輪滾動、噴汽、汽笛等聲音進行拚接、錄製而成。通過電子技術手段，作曲家第一次擺脫了“組織音符”的常規，實現了直接“組織聲音”和創作、製作、演出的一體化，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技術的發展，引發了二十世紀現代音樂的一場觀念上的革命，拉開了電子音樂的帷幕。從五十年代的具體音樂（Musique Concrete），到六十至七十年代的磁帶音樂（Tape Music）和八十至九十年代的計算機音樂（Computer Music），電子音樂經曆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橫跨了“模擬技術”和“數字技術”兩個技術時代，包容了多年來人類在電聲學、音樂聲學、錄音技術、計算機技術及電子信息技術等眾多學科、領域的研究成果，為音樂藝術與科學技術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以高科技為依托成為這個時代的音樂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