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周公製禮作樂
夏商兩代由於年代久遠，文獻材料十分匱乏，所以夏商時期禮製的具體情況，我們今天已很難搞得清楚，真正完備而係統的是西周的禮製，它的很多內容保存在被稱為“禮經”的“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中。在“三禮”成書後的二千多年間，它們一直是曆代王朝據以製定禮儀製度的經典著作。
在周代禮儀製度的形成和確立過程之中，周公姬旦起了重大的作用。《尚書大傳》中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在周公攝政的短短七年間，周公不僅解決了許多威脅周政權統治的問題，而且還製禮作樂，把禮進一步製度化。周公在古禮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套以維護貴族等級為核心的禮製，在這套禮製下，統治階級內部分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四等，等級與等級之間的政治權力、經濟特權、社會地位有著很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是不可逾越的。判定各個貴族人物等級高低的標準，是依據其與周王血緣關係的親疏遠近，親者尊而疏者卑。在這個森嚴的等級結構中，周天子居於最高的地位，享有最大的權力，他不僅是政治上的共主，而且是天下的大宗，任何人都不得違抗周天子的統治。這種等級結構又是世代承襲不變的，這一方麵使社會的秩序處於一個超常穩定的係統當中，而且還肯定了周天子獨尊的地位世代不變。由此，禮主要局限在上層社會，是統治階級內部調整關係和規範行為的準繩，並非社會上的所有人等都能享受到禮遇。
除此之外，周公還不遺餘力地把禮製推廣應用，使之成為衡量社會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準繩，並使之成為奴隸製社會中一切製度的基石和出發點。正如《禮記·曲禮上》中所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官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這段話說明了禮在道德修養、安家治國、溝通神人、社會交往中的重要作用，也說明了上層社會生活中的親疏之定、嫌疑之決、同異之別、是非之爭，都是以禮作為判定標準的。這種情況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禮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了上層社會生活中的各個方麵。
也正是在周禮中，禮和樂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樂，就是音樂，在中國古代，它不僅是一種娛樂方式，也是人們修身養性的一條重要途徑。傳統理論認為，音樂發乎心聲，心哀則樂悲，心悅則樂和，反過來，音樂也會影響人的性情。因此，聖人製樂的目的，就是利用音樂的力量來感召人性從善，所謂“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閉其邪，正其頹”（《通典·樂序》）。另外，聖人製樂，也是利用音樂的力量來灌輸禮教，增添禮儀活動時的氣氛，使人們因樂之感而遵禮行儀。這樣，樂就成為禮的重要組成部分，融合在各種禮儀活動之中。有一禮，必有一樂，樂和於禮，禮中有樂。人們常用“禮崩樂壞”來喻指世道衰頹、用“歌舞升平”來喻指政治清明、天下安定，這些也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禮樂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禮樂寓治道，它可以通過道德感召的力量來正人心、定風俗、別親疏、序民人，故而以禮治國一直被傳統理論認為是王道仁政的體現，也受到曆代絕大多數統治者的重視，它和刑政一起，共同組成了傳統的兩手統治策略：一手高揭禮治的旗幟，以禮示之天下，使“國家可得而正也”（《禮記·禮運》）；一手揮舞刑政的大棒，以暴力的手段，來維護統治。但話又說回來，雖然禮樂主要體現統治者的等級統治觀念，為統治者的利益服務，對廣大下層百姓具有一定的欺騙性，然而無可否認，它同時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首先，在全社會範圍內實行禮治，顯然提高了華夏民族的文明素養，造就出中國自古以來即被譽為“禮義之邦”的形象；其次，作為一種全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範來說，禮雖然從它產生的第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帶有階級統治的烙印，對每個社會成員不可能做到絕對公平，但不以規矩，不成方圓，人類社會不依靠這些不盡合理的規矩，是無法取得進步的。實際上，在任何社會中，是不可能做到每一項政策、規範都完全合理的，因此，對禮也不能過於苛求。
四、禮賢下士
春秋以來，奴隸製度全麵動搖，奴隸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也全麵崩潰，諸侯欺侮周天子，卿大夫侵淩諸侯，家臣控製卿大夫，整個奴隸社會清楚有序的等級階梯轟然倒坍，維係這一等級階梯的禮製也同時呈現出禮崩樂壞的局麵。社會的大動蕩、大變革，使社會成員們的身份地位發生了交叉混淆，一部分原先的貴族破落成了平民，一部分平民則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了上層社會。這樣一種人員的對流，就引起了文化的對流，原先為貴族壟斷的所謂“學在官府”的文化知識（其中當然也包括禮儀），因之不斷向下層流布，而這種社會文化大對流的彙聚點則在於私學。
聖人孔子是私學的倡導者和興辦者。孔子奉行“有教無類”的原則，向社會各階層人士敞開學校的大門，隻要你能交出十條幹肉，就可入學，成為孔門弟子。孔子前後收徒達三千人，得意門徒則有七十二人。在這七十二人中，我們看到，其中有農、有商、有武士、有貴族，基本涵括了社會的各個層麵。私學中傳授的知識主要是六藝——禮、樂、射、禦、書、數，而其中禮、樂是最重要的內容。學校是當時社會上重要的習禮場所，著名的“孟母三遷”的故事就印證了這一點。孟子小的時候，家住在墓地邊上，孟子就常常學著挖坑造墓，孟母見了，說：“此地不適合我兒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集市邊，孟子又學著生意人的樣子吆喝叫賣，孔子講學圖孟母又說：“此地也不適合我兒子住。”孟母把家搬到了學校邊上，孟子就學著學生們的樣子，在地上擺設土塊當祭器，並模仿揖讓進退的禮儀。孟母於是十分高興地說：“這才是我兒子住的地方！”從此定居下來。孟子長大後果然就成了一名精通禮樂的儒學大師。
在孔子之後，墨子、孟子等教育大師，也無不收徒授課，弟子動輒數百人。正是由於私學的興盛，也正是由於私學收徒不受社會身份等級高低等的限製，就使得以前的“禮不下庶人”的規定成為一紙具文，禮開始從廟堂之上向草澤底下流布。它不再是上層社會的專利，而成為全社會的共有財產，逐步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並進而促成了全社會遵禮、守禮、重禮、行禮的良好風尚的養成。
經過孔孟弟子及其他一些儒學大師的努力，到了戰國時期，寄托著儒家禮樂王政的政治理想的三部禮學專著：《周禮》、《禮記》、《儀禮》成書並麵世了。它們不僅記載了周代禮儀製度的一些內容，也成為此後曆代統治者製定禮儀製度的基本參照物，由此，它們共同被尊為“禮經”。
按照“三禮”的說法，古代禮製的內容被歸納為五大方麵：一是用於祭祀的吉禮，二是用於喪葬的凶禮，三是用於軍事的軍禮，四是用於接待使臣、賓客的賓禮，五是用於朝會、燕饗、冊命、鄉飲酒禮、婚嫁等方麵的嘉禮，此即所謂“五禮”之說。此後曆代王朝，製定禮儀，編寫禮書，也都按照“五禮”的體例進行。它們組成了中國古代禮製的最主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