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之後，由於分封製的廢弛，不再有諸侯國聘於天子之禮；由於天下一統，諸侯互聘的重要性也日漸減弱而不再使用。故後代禮書中多以藩國聘使朝貢以當此禮。
唐《開元禮》中記載，凡邊疆屬國或少數民族首領遣使聘唐，唐廷在接待時使用“受藩國使表及幣”、“皇帝宴藩國使”等禮。根據這些禮儀，當使者進入京城時，唐政府對之要“束帛迎勞”，表示歡迎慰問之意。歡迎儀式過後，安排使者到賓館下榻，並設宴招待，在融洽的氣氛中，雙方協商確定遞交國書的日期。屆時，負責禮賓的官員引領使者入宮。使者身穿具有本民族鮮明特色的服裝，其隨員手捧幣、玉等各種貢品，靜靜地立於殿門之外。這時鼓樂齊鳴，隆重的宮廷儀仗一隊隊魚貫而出，皇帝端然就座，等候使者入殿覲見。按照來聘國家的大小及重要程度，在使者入覲時給予奏樂不奏樂的不同禮遇。使者站班停當後，由中書侍郎率令史捧案上前，使者遞交國書，中書侍郎禮貌而又慎重地將國書置於案內，呈交皇帝。再由禮官上前，收下各類貢物。使者率隨行人員跪拜行禮，退出，禮成。擇日，皇帝舉行盛大宴筵，招待使者，並賞賜大量禮物。唐廷正是通過這種慎重其事的外交禮儀和禮尚往來的互相饋贈，密切和加強了唐王朝和周邊各國、各族的友好關係。
宋代，宋王朝和遼、夏、金、蒙古等先後對峙，雙方之間的使者往來十分頻繁，其外交禮儀也就更為發展。宋廷設有專職館伴使，負責陪同各國使節。有時，使節剛入邊關，受命而來的館伴使已在此迎候，並陪其同往京城。使者到達京城後，有專門的館驛負責接待，朝廷還專門派官員前來問候，並責成館伴使負責安排各國使者在國期間的一切活動和生活。使者回國時，館伴使伴送其至邊境。館伴使的設置，保證了各國使者在華期間始終都受到了極好的禮遇。使者入覲時的禮儀，也製定得十分周到，以遼使入覲為例，宋把接待遼使分成“見日”、“宴日”、“辭日”三種禮儀。見日，是遼使第一次覲見宋帝時舉行的儀式。先將遼使攜來的禮物陳列在殿下，再由中書官員接受遼主致宋帝的文書，通事官翻譯轉達遼主對宋帝的問候，宋帝相應問候遼主，並回贈大量禮物。宴日，是為宴請使臣所舉行的儀式。遼使及其隨行人員皆應邀參加宋帝舉辦的盛宴，席間，賓主互致問候，雙方敬茶敬酒，十分熱鬧、隆重。辭日，是為使者辭行回國所舉行的告別儀式。由宋帝親自主持，為之辭行，並賜予使者銀器、衣物等禮物，同時還有贈送給遼主的大量禮物。儀式的最後，是將宋帝致遼主的文書裝入精美的書匣，請遼使帶回轉交。在整個接待禮儀中，始終貫穿著熱情待客、隆重友好的氣氛。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宋製與唐製是有較大區別的。唐製對待藩使，雖也熱情隆重，伹始終體現了中華上國對下屬藩國的尊嚴和威風，是以上接下之禮，而宋代由於與契丹等約為兄弟之國，地位是平等的，故而更多用的是古代諸侯國遣使交聘之禮，而不是天子接待藩國聘使之禮。南宋向金稱臣之後，則反過來由南宋向金帝行藩國朝聘之禮了。由此看來，禮儀製度的變遷，也和各國政治、經濟的發展水平和實力對比，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明清對四夷藩國用藩國聘使於天子之禮。但到清中葉之後，隨著西方殖民勢力的東來，清廷對西洋諸國的禮儀被迫不斷變更。康熙時，清國勢鼎盛，西洋使節覲見皇帝用三跪九叩禮。雍正時對羅馬教皇的特使，破例準其用西方禮儀，皇帝同使者握手為禮。乾隆時，英國使者入覲，英使堅持用西禮，清廷不得已而從之。此後曆嘉慶、鹹豐、同治三朝，在西使入覲是采用華禮還是西禮的問題上，清廷與西方列強爭持不下。但是隨著清王朝的腐敗和積弱，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的程度日益加深，清廷不得不向列強低頭妥協，而列強也稍稍退讓一步。同治十二年（1873），雙方議定，英、法、美、俄、日、荷等國使節入覲，不再行跪拜大禮，也不用西方的以三鞠躬見君之禮，而是以五鞠躬覲見清帝。八國聯軍侵華之後，清朝更為孱弱，外交禮儀上進一步為列強要挾，一步步滑向辱沒國格的深淵。
三、盟誓之禮
上麵所述的朝覲、朝聘之禮，在周代特指周天子接待一方一服的諸侯、使者時所用的禮儀，但若四方六服的諸侯同來朝覲，則有會同之禮。《周禮》中說：“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見，就是諸侯在不固定的時間去覲見天子，稱之為會；殷見，指眾多的諸侯同時去覲見天子，稱之為同。會和同本是兩種禮儀，但隻在形式上有點不同，而在實際使用時往往合二為一。
周代的會同典禮，在建立在都門四郊的壇壝宮室舉行，其方位依季節的變換而變換，春會同在東，夏會同在南，秋會同在西，冬會同在北。在舉行會同典禮之前，先要祭告社稷、宗廟、山川諸神。會同時由於諸侯眾多，各人的位置次序都要預先排列好。會同之日，各諸侯國派代表持本國旗幟站好位置，天子登壇，諸侯入列，立於自己的旗下。個個站位妥當後，天子走下壇來，麵南而立，對天下諸侯三揖為禮。這三揖又有名堂，對和自己無親戚關係的庶姓諸侯行拱手向下推的“土揖”禮，對異姓諸侯行拱手平推的“時揖”禮，對同姓諸侯則行拱手向上推的“天揖”禮。三揖之後，天子回到壇上，令儐者傳話，命諸侯分別上壇，奠玉享幣行禮。享獻之後，天子乘龍馬之車，載太常之旗，率諸侯於東門之外拜祭日神，祭祀明神。此時通常舉行盟誓之儀，以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天子與各路諸侯之間的聯係。此外，參加會同的天子、諸侯還要祭祀天地、日月、山川諸神。祭天行燔柴之禮，祭地行瘞埋之禮，祭山行“升”禮，即將祭品置於山頂，祭川行“沈”禮，即將祭品沉入水中。會同典禮結束後，天子宴饗各路諸侯，並給予賞賜。
這種會同之禮，突出了周天子為天下共主的獨尊地位，明確了周天子與各路諸侯間的尊卑上下關係，鞏固了周王室對天下的統治。但春秋以來，周王室日漸衰微，而各地諸侯日益強大，這種力量對比的轉換，使得周王室無力也無法再行會同之禮，而一些諸侯大國為實現其稱霸天下的野心，往往借會同之禮而“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僅令中小諸侯與會，而且令周天子與會，來承認大國的霸主地位。會同之禮被一些大國所僭用，成了實現其政治野心的得力工具。
會同時要舉行盟誓之儀。通過盟誓，大國借以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確立霸主的地位，中小國家則借以保全自己的利益，使國祚能延續下去。由此盟誓便日趨盛行，並與會同一詞組合成了新的專門名詞，稱為“會盟”、“同盟”。正如《左傳》所說：“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為了某種共同的利益或目標協調行動而訂立的誓約。結盟通常是由一方先行提出，經過一係列的遊說、斡旋，使與盟各方會於某地而締結誓約，稱為“會盟”或“盟會”。盟會中的主持者便是盟主。而與會各國一旦結盟之後，就有了權利和義務約束，結盟各方要守望相助，互相支援，盟主有義務要保護同盟中的中小國家不受侵犯，而享有接受盟國朝貢、進奉，征調其軍隊、勞役等的權利；各盟國則要聽從盟主的號令，接受其指揮，與其步調一致，同進同退。在春秋諸侯爭霸、各國混戰的形勢下，結盟基本上都是軍事聯盟的性質，各國武力的強弱決定了各國在聯盟中的地位，盟主一職必然是被最具實力的大國所占據，而一旦取得盟主的地位，實際上也就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故而，爭做盟主既是爭取霸主地位的最佳捷徑，又是是否已為霸主的標識。正是由於盟主一職的重要性，春秋時期各國爭為盟主以建霸業的情況屢見不鮮。如春秋首霸齊桓公，史書上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的前提是九合諸侯，即九次召集諸侯會盟，並承擔了盟主一職，由此才建立了齊國的霸業。再如春秋時期互為敵手、長期爭霸的晉、楚二國，在連年征戰之後，都深感疲憊，而處於其間的許多中小國家也因戰爭弄得國破民窮，大家都有停戰修好之意。在宋國大夫向戌的奔走調停之下，晉楚雙方同意罷兵，於是在公元前546年召開了有十四個國家參加的弭兵會議。會前，由於楚國在與晉爭戰中多處下風，害怕會盟時當不上盟主，為晉所製，乃密謀搶占盟主之位。就在舉行盟禮的那天，赴盟的楚人暗中裹甲持械，搶先歃血為盟，晉人未做準備，阻擋不及，隻得讓楚人主盟。通過這一陰謀，楚人獲得了在戰場上未能獲得的東西，其地位得以和實力比己強的晉人平起平坐，贏得了和晉人平分秋色、共為霸主的結果。
會盟時舉行的典禮稱為盟禮。盟禮的最主要內容是祭神，告知神明結盟的參加者和結盟的內容，並請求神明監督與盟各方言行一致，信守盟約。盟禮的儀式是這樣的：先在會盟的所在用土築一高台，會盟就在台上進行；再在地上挖一方坑，同時準備好祭神立盟所用的盟牲，盟牲雜用六牲，但天子諸侯等主要用牛；盟禮開始時先殺牲牛於方坑上，割下牲牛左耳，置於珠盤中，由盟主捧著，稱為“執牛耳”；又取玉敦盛牛血，以其血在玉片、竹片或帛上書寫盟書；這時，與盟諸侯皆立於台上，由司盟高聲宣讀盟書，昭告神明；接著端上盛有牛血的玉敦，先由盟主飲血，其餘與盟諸侯依照一定的次序一一飲血，以示堅守盟約矢誌不渝之意，這稱為歃血；歃血的方式又有另外兩種，一是口含牲畜之血，二是用手指蘸血塗抹在嘴上，歃血是會盟中最重要也是普遍應用的儀式，一直流傳到後世，故而有“歃血為盟”的說法；歃血之後，與盟諸侯在盟主帶領下對神盟誓，經神明鑒證之後，盟書就成為與盟各方必須遵守的共同準則；盟誓之後，將一份盟書與宰殺的牲牛一道埋入方坑中，與盟各方也各取一本事先抄好的盟書，以便日後檢閱查驗；到此，盟會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