鈕鍾的出現晚於鎛和甬鍾。 1956年陝縣上村嶺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組春秋早期無枚編鈕鍾，是現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編鈕鍾，為中原類型的代表。這組編鍾鍾體為合瓦形，平舞，平腹，銑侈，於口微凹，舞上設置有一圓條形的長圓鈕。與甬鍾相比最大的差別即是改變了甬鍾側懸的甬。以鈕代甬，使鍾由側懸改為直懸，從而可以更加保持鍾的穩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質。由此可以看出鈕鍾不僅繼承了甬鍾的體製，而且吸收了鈴或鎛的鈕製，因而從整體形製上典型地表現出甬鍾的鍾體與鎛和鈴的鈕製相結合的特征。又如三門峽虢國基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鍾以外，同墓還出土了一組春秋早期的編鈕鍾，鍾體為合瓦形，舞上有方環鈕，鈕較短小，鉦部無枚，右側鼓部除第一鍾外均飾鳥紋，鉦部及左鼓部則鑄有銘文，銘中載有“虢仲作寶鍾……”等字樣，並自命為鈴鍾。由此更進一步證實了鈕鍾與甬鍾、鈴之間的淵源關係。
洛陽出土的編鈕鍾大多為七至九件的組合，如虢太子墓編鈕鍾為九件，虢仲墓編鈕鍾為八件，洛陽西工131號同墓出土的兩組編鈕鍾分別為七件和九件，洛陽解放路戰國墓的十八件編鈕鍾分別為七件有枚編鍾和十一件無枚編鍾兩組。處於這一時期的鈕鍾不僅形製逐漸趨於穩定和成熟，而且由於編組序列的豐富和健全，致使樂器的音樂性能更加完善起來。據測音資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戰國墓等幾組編鈕鍾的正鼓音、側鼓音均可構成完整的七聲音階，以及七聲以外的變化音，同時已經具備很強的旋律性能。
與鈴一脈相承的鎛鍾與鈕鍾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源於對音樂審美方麵新的追求和編鍾演奏旋律的重視，以及禮樂過製、經濟支出等諸方麵的因素，比甬鍾形體較小的鈕鍾和小型的銅鎛廣為流行，並逐漸取代了甬鍾。
鉦，打擊樂器，形體似鐃，但比鐃高大和厚重，主要出土於湖南、江浙一帶。鉦都是春秋時代的樂器，在南方百越諸地則甚流行。與商鐃形製最為接近的是鉦，1956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鉦，是現知年代最早的鉦，鉦體形製為合瓦形，舞平，腹平，內曲，圓管柄兩端封閉，上部前後兩麵對穿一個圓形孔，整個體表飾以對稱二疊陰線大雲紋。1990年三門峽上村嶺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銅鉦一件。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研究成果可知，關於鉦的用途多是軍樂器，也用於平時的祭祀宴饗。上村嶺虢國墓地的三例銅鉦，出土時同墓共存的均有編懸樂器，因此也可證明這些鉦又是屬於軍、樂兩用樂器。上村嶺銅鉦之後，時代較晚的銅鉦，在南北廣大地區有著各不相同的發展，形成了兩種型式有別、風格各異的體係，但都未脫離虢太子墓銅鉦的基本形製。
鉤鑃，打擊樂器，古時流行於吳越地區。狀與編鍾有些相似，一般一套由若幹件組成。“擇其古金鑄鉤鑃，以享以孝”的銘文，說明這是古代祭祀和宴饗時用的樂器。形似鐸，使用時口朝上，以槌敲擊。盛行於春秋時期南方吳、越等國。廣州南越王博物館收藏有一套西漢時期的青銅鉤鑃。
鐸，撞擊樂器，形製似鐃而小，中有舌，振舌發音，據文獻記載，鐸可用於軍旅和田獵。
鉤，又名句，打擊樂器，其形製體部似鐃而長，橫截麵呈橢圓形，縱向長度稍大於橫向的尺度，器壁較厚，口向上，有很淺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為圓柱形。
錞於，打擊樂器，用於祭祀和集會，器形較大，上有環鈕或虎鈕，圓肩，下似筒形。青銅錞於初見於春秋時代，盛行於戰國及西漢前期。它的分布以長江流域及華南、西南地區為主。
鼓，打擊樂器，青銅鼓傳世和出土極少見，形如橫置的筒形，上有一個枕形座，用以插杆飾，下為長方形圈足，目前所見的青銅鼓都是商代晚期的。
青銅樂器，按用途可分為兩類：祭祀、宴會，即在舉行典禮中使用或在軍隊中使用。從現存的鉦的銘文“以樂父兄。一宴賓客”“餘以行吾師，餘以故吾徒，餘以伐除”即是證明。
青銅樂器是夏商周三代音樂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曆史遺存。洛陽地區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銅樂器由於處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的核心，因而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越王勾踐劍
青洞兵器是商周時代軍隊作戰的重要裝備，鑄造量大，現存世的數量電很多，主要有戈、戟、矛、鉞、刀、劍、匕首、殳（shū）、弩機、矢鏃、胄等。
戈和戟都是用以鉤殺的兵器。戈由戈頭、冒和末的樽構成，有長有短，每一部分都有專名。目前所見僅存戈頭。戟的形體與戈相似，但在頂有矛的裝置，這樣在作戰時多了一種殺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