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第一則故事與《韓非子·說林》所記的另一則故事，情節幾乎完全一樣，隻是其主人公由“宋人”換成了“鄭人”。這是很耐人尋味的。這說明對於可笑之事，無論冠以宋人還是鄭人，當時的社會都已經認可了。
類似的偏見也延及到了與宋相鄰的杞國，“杞人憂天”的故事便是明證。《列子·天瑞》記：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隻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已屬可笑，而更有意思的是那位”往曉“者，他竟說出”隻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的話來，更是可笑之極。看來杞國的可笑之人與可笑之事，亦不亞於宋、鄭兩國。
杞為夏後，宋為殷後，而鄭則為姬姓周人所建立的國家。盡管三者的種族來源並不相同，但因為地域的相近，其國人都被當成了奚落的對象。這說明戰國時期，隨著夏、殷、周民族的逐漸融合，”宋人形象“已由種族歧視進而演變為地域文化偏見了。又由於宋、鄭、杞皆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內，所以這種地域文化歧視最後竟形成了對河南人的歧視。今日社會對河南人的種種偏見，便是承此而來的。
其實，類似的地域文化歧視不僅見於”宋人“，也還見於”巴人“。
巴人原是發源於西北的一個種族，後遷居西南地區。《山海經·海內經》說：“西南有巴國，大亻皋生鹹鳥，鹹鳥生乘厘，乘厘生後照，後照始為巴人。”宋羅泌《路史·後紀》也說：“伏羲生鹹鳥，鹹鳥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後炤，後炤生顧相，降處於巴。”這是說巴人為伏羲氏的一支，而伏羲氏生於成紀，即今甘肅省的天水秦安一帶。至於巴人所建的巴國，據郭璞注雲，即“今三巴是也”，就是今天的川東鄂西一帶。又據《華陽國誌·巴誌》雲：“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與焉。”可見至遲到夏初，巴人已與中原有交往。追至商周之際，巴人還曾帶著自己的歌舞，參加了周武王伐紂的隊伍，這種歌舞就是漢初以來所說的“巴渝舞”。《華陽國誌·巴誌》對此記載說：“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周初分封諸侯，周王朝派往巴地的姬姓統治者為子爵，於是其所建之國便被稱為“巴子國”。此後曆經春秋戰國，直到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也就是屈原二十多歲的時候，巴子國被秦滅亡。
巴子國滅亡後，巴人四散，而尤以逃往東鄰楚國者為多。當時楚的都城為郢都（即紀南城），是一座非常繁華的城市，其東南部為宮殿區，東北部為貴族居住區，西南部為冶煉作坊區，隻有西部和西北部為居民區（以上皆據紀南城考古發掘結果，詳見政協江陵縣文史工作組編《曆史文化名城江陵》）。於是，大批的巴人便在城西北的下裏居住下來。又由於巴人素善歌舞，這樣，郢都的下裏遂成為一處巴人的特殊文化區。而他們的原生態歌舞，在“車毅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鮮而暮衣敝”（《太平禦覽》卷776引桓譚《新論》），其音樂已高度發達的郢都（視曾侯乙墓出土樂器可知），自然是難登大雅之堂的，這便出現了宋玉《對楚王問》所描寫的情形：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裏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燕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在這裏，《下裏巴人》作為《陽春白雪》的參照樂曲，已成為低俗文化的代表；而低俗歌曲之用“下裏巴人”來命名，則含有對“巴人”的文化偏見了。
不過，楚人對巴人的文化偏見並沒有進一步擴展開來，它始終局限於郢都一隅。這一方麵是因為逃往郢都的巴人隻是眾多巴人中的一部分，而他們在巴國的本土並未受到歧視；另一方麵也因為楚國不久便亡於秦，楚人地位亦與巴人相似，再也無法以大國自居來傲視巴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