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逵夫
一、《牛郎織女》傳說的蘊含與流傳的廣泛性
《牛郎織女》的傳說是我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中孕育時間最久、產生時代最早、最集中、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特征，在海內外影響最大的一個。無論從哪一個方麵說，這在世界民間傳說中都是少見的。說它孕育時間最久，因為它的兩個主要人物的名稱和身份特征分別來自原始社會末期秦人和周人的兩個祖先；說它產生時代最早，因為它的故事產生於秦漢之際，定形於漢代末年；說它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華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特征，因為故事的兩個人物牛郎、織女事實上是我國從史前時代直至近代農業經濟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社會特征。中國長久的農業經濟在世界上是比較典型的，而《牛郎織女》的傳說故事正反映了這一特征；故事中的王母或玉帝既是家長的象征，又是國家政府的象征，又是神靈的象征，毛澤東同誌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係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係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係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係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係統——總稱為鬼神係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
那麼，《牛郎織女》故事中的玉帝或王母，便是政權、族權、神權的代表，是中國農民幾千年中所受壓迫力量的象征。相對來說，夫權的統治在廣大勞動人民中不像上層統治階級中那樣突出，因為在農村勞動人民中男女雙方都從事勞動，因而在家中也都有發言權。而且，勞動人民是熱愛自由的，所以在這個故事中，不但沒有男子對婦女的壓迫、歧視的情節，而且表現出他們共同為爭取自由幸福的生活進行不懈努力的狀況，反映出對愛情的無限忠貞。這種精神，同大量民歌中所反映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且，這個傳說還反映出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對所謂“門當戶對”的門閥製度和門第觀念的批判，作為農民形象代表的牛郎以王母的孫女為妻；也反映了上層社會中婦女沒有地位，男子對女子缺乏真誠愛情，因而青年婦女更希望以淳樸的農民為夫的實際。這些都反映了我國古代社會中深層的問題，已涉及對整個封建製度、封建禮教的批判。說它是我國民間傳說故事中流傳最廣的一個，因為它不僅在從南到北、從西到東的廣大地區，包括漢族和各少數民族中也廣為流傳，南方的苗、瑤等少數民族中也有他們的流傳版本，同時在日本、韓國、越南、東南亞地區也廣泛流傳。比如日本不但牛郎織女的故事廣為流傳，而且有不少詩歌作品歌唱這個故事，據我們初步掌握，就有100多首。而且，在日本的仙台，七月七日是一個十分盛大的節日，帶動了仙台的旅遊文化。說它影響最大，因為它形成了流傳兩千多年，涉及好幾個國家的“七夕節”。由此產生了無法統計的詩、詞、曲、賦、文作品和小說、曲藝、戲劇。曆代詠牛郎織女的詩作數不勝數，我國的各個劇種中也都有《天河配》、《牛郎織女》的劇目。
二、八十年代以前關於《牛郎織女》起源的探索
以往在中國古代四大民間傳說中，對《牛郎織女》的研究是最少的，關於它的起源與演變的研究更少。
對《牛郎織女》傳說真正說得上研究的是鍾敬文先生刊於《民眾教育季刊》1933年第1期上的《中國的天鵝處義故事》，這篇論文從母題的角度對這個故事母題的“本來形態”、牛郎織女傳說的基本情節要素及流傳中由於改削、增益、混合等而形成的分化情況作了細致的分析。但這篇論文牽扯到故事產生的部分隻能說是從民間文學形成和情節的基本模式方麵所作的推斷，還沒有能從其題材本身，即素材的方麵去進行考察。民間文學研究中的“母題”，實際上隻是情節類型上的模式，並不關係到題材本身。
1949年以後，在這方麵影響最大的一篇論文是範寧先生發表於1955年的《牛郎織女故事的演變》一文。文章說：“傳說織女最初是天上水神，後來由於她和凡人農夫發生過戀愛關係，恰巧天上的兩個星座結在一起，被想象成為一對夫婦，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到六朝時這對夫婦的美好生活在傳說中有了變化，據說遭受到外力的破壞，扮演了愛情悲劇的角色。”範寧先生以為《牛郎織女》的傳說同牽牛星織女星沒有關係，後來才被聯係到一起；依據張華《博物誌》所記有人浮搓至天河見到牽牛的故事，認為在晉代之時牛郎織女故事中他們的生活是富裕的，也是美滿的，到六朝時（按：據上引文範寧先生之意思是說到南北朝之時）這對夫婦的美好生活在傳說中有了變化，才變成了悲劇的情節。範先生引述材料過於隨意，忽略了一些時代較早且可靠的材料，而依關係不大的間接材料進行推論，故難以成立。但成書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辭源》的“織女”條就基本上采取了範寧先生的說法。此後二十多年中，基本上沒有人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入的研究。
八十年代末學術界對於我國文明的起源問題，越來越多的關注，地下考古發掘的一些文字資料和實物資料，也引起人們對傳統文獻的重新審視，對神話傳說民俗資料的意義，也有了新的看法。尤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禮縣大堡子山發現了大規模的秦先公先王陵墓群，使我對長期流傳在西和、禮縣一帶的隆重、盛大的乞巧風俗和禮縣鹽關鎮曆史悠久的騾馬市場的起因，產生了興趣。我回顧清理了曆來有關“七夕”節和“牛郎織女”傳說的材料，以時間排比，按其地域分布加以分析，分其先後，辨其源流，認真考索。我研究的結果，“牛郎織女”的情節要素在漢代已形成，這個傳說故事中兩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形成同我國從史學時代開始的農業經濟特征有關，而其悲劇結局的形成又同我國封建專製製度，封建禮教對男女青年雜七雜八婚姻上的迫害有關。我認為織女先是秦人的祖先女修因善織而命為星名“織女”，到戰國時代人們慢慢忘記了它原來的含義，而同天漢另一側的“牽牛”星聯係聯係，形成了一個人間同天上相交結的天人戀愛故事。我寫了兩篇論文，在1990年發表，一篇《論牛郎織女故事的產生與主題》，一篇《連接神話與現實的橋梁——論牛郎織女故事中烏鵲架橋情節的形成及其美學意義》。我在這兩篇論文中對範寧先生的說法進行了辯駁，這裏不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