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俊
1900年，道士王圓籙打開神秘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使數萬卷的遺書、卷子、經典、絹畫等珍貴文物得以麵世。其中，敦煌曲子詞更是前所未見。從此，不少中外學者、詩人、詞家開始對敦煌曲子詞進行校勘、整理、注釋、發掘。研究之風，方興未艾，自成一家者，不乏其人。
最初，浙江吳興人朱孝藏（1857——1931年）根據敦煌石室所藏《雲瑤集雜曲子》唐人寫本，將三十餘首收入他的《疆村遺書》，繼有羅振玉的《敦煌零拾》、劉複的《敦煌劫餘錄》和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詞集》。其中以王重民收羅較富，得詞一百六十餘首。
敦煌曲子詞中，除了已考證出的有歐陽炯（公元896——971年）、溫庭筠（公元812——870年）、唐昭宗（即壽王李傑？——908年）等所寫的四篇作品外，其餘絕大部分作品都是無名氏的民間歌詞。
敦煌曲子詞作為我國詞學史上早期的民間作品，對詞的發展起了極重要的作用，為詞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寬闊的道路。敦煌曲子詞是密切反映生活的、口語化的、合樂的和講究平仄對仗的新的文集形式。詞，這一美輪美奐的文學殿堂，就在這堅實的基礎上興建起來。曲子詞都具有自然樸素的風格，感情真摯而明快，洋溢著濃鬱的生活氣息。同時也顯示出詞的三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就是：燕樂、民歌和近體詩的格律。由於三個組成體係的有機結合，才產生了這一具有高度韻律的文學形式。
所謂燕樂，即中國西部兄弟民族音樂同傳統的漢族音樂相結合，逐步發展而成的新聲。在唐代，隨著貿易和交通的發達，絲綢之路商旅往來頻繁，西北地區各兄弟民族和中亞各國的音樂大量傳入中原。自開元二年（公元714年），置教坊，教俗樂。又選樂工，由玄宗在梨園親自教曲，號“皇帝梨園弟子”。據《舊唐書·音樂誌》記載：“自開元以來，歌者雜用胡夷裏巷之曲。”說明當時宮廷和市井藝人除演唱流行的民歌曲子外，也演唱新傳入的“胡夷之曲”。這種以吸收西域胡樂為特點的音樂，包括敦煌曲子詞在內，區別於過去的“雅樂”和“清樂”，即新興的“燕樂”。配合燕樂而填寫的歌詞，就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唐、五代詞”。不過，確立詞在文壇的地位，是晚唐以後的事情。在這以前，如盛唐詩豪李白，稍後如張誌和、劉禹錫、白居易等人，雖也有詞作，但都是偶一為之，在當時的文壇上，還沒有什麼影響，也沒有形成填詞的風氣。隻是到了晚唐五代，出現了像溫庭筠、韋莊、馮延巳一批填詞專家和《金荃》、《浣花》、《陽春》等一類的專集，才使詞在文壇上得以有一席之地，但是這一席之地還極不鞏固，影響也不大。
敦煌曲子詞的主題大致可歸納為三類。其一，以表現愛情的最多，作品充分反映封建社會的婦女在婚姻問題上所遭受的各種痛苦，也反映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男女不畏強暴和宗法觀念而誓死相戀的情懷。這類曲子詞，字裏行間都洋溢著深沉濃烈而又真摯的感情氣息，讀之使人蕩氣回腸而又幽思綿綿。其二，敘述軍旅戍邊生活的也占有很大份量，這類曲子詞，一方麵把西部邊塞的地域環境和邊地人民的生活風貌，大漠風情和戍邊生活有機地統一起來，含蘊著濃重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另一方麵通過戰爭生活的描寫，反映封建統治者（主要是唐代）為了向外擴張，多次發動拓邊戰爭而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從不同角度表現了人民的厭戰心理。其三，抒發愛國情懷的也不少。這類曲子詞主要通過對邊塞將士勇敢、多謀、善戰的描寫，反映出人們對外族入犯者強烈的憎恨和對祖國忠貞熱愛的感情。
敦煌曲子詞的調名很多，有小令、有長調等，詞的語言和內容等方麵，都保存了民間文學的真實形態，正如王重民在其《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指出：“有邊客遊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誌，少年學子之熱望與失望，以及佛子之讚頌，醫生之歌訣，莫不入其間。至言閨情與花柳者，尚不及半。”他又指出：“早晚滅狼蕃，一齊拜聖顏。（指當時入犯的吐蕃）等句，都是當時敦煌人民和戍邊將士的壯烈歌聲，絕非溫飛卿、韋端已（即韋莊）輩文人學士所能領會、所能道出。”這是對敦煌曲子詞極為確切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