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十年十一月，四川南坪番反。同治元年正月，圍南坪。三月，賊踞城，焚掠野豬關。文縣白馬峪番班銀魚子等，複脅各番族為亂。縣令常毓坤單騎往撫，陷入賊窠。三日，遇救得脫，逆番進逼城西西元寨，把總閆文科截禦，陣亡。製軍調派副將李玉珍、本守道會固原、定安、洮岷各軍，緒剿年餘，始就撫（《長誌》）。
同治四年六月，建昌鎮周達武以克複階州之兵，乘勝削平白馬峪、柴門關各番莊及南坪城，餘番平。……七年十二月，西固黑番反，由溪嶺山焚掠至立水溝，都司劉福升前往防剿（《長誌》）。
光緒六年三月，黃鹿壩及西固黑番反……（以上均引自《階州直隸州續誌·卷三十三·番夷》）。
隴南及其周邊的番民，大多生活在白龍江以南、白馬峪河流域高寒陰濕的崇山峻嶺間，那裏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因此，無論“熟番”也罷，“生番”也罷，為了生存，他們與河穀地帶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居民之間，對食物及財物的爭奪就不可避免地經常發生。統治集團對這些“異族”、“叛賊”的討伐與平叛亦成了令其頭痛的家常便飯。
四、武都土戶
武都土戶，是吐蕃入侵隴南後，隴南民族演變、融合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特有的民族成分”，其民族構成較為複雜，既有當地的土著人口，又有唐蕃、氐羌的餘種。
雖然吐蕃侵占隴南時，正是隴南氐、羌、吐穀渾、黨項等少數民族演變、融合並逐漸形成隴南藏族的時期。而此時，地處大山深處，交通及自然條件極為艱苦的高寒山區，那裏的土著居民，卻並未受到民族“演變”與“融合”影響。
隋唐時，在以武都為中心的甘、陝、川三省交界處，仍有氐人活動。
據《隋書·地理誌》記載：漢陽、臨洮、宕昌、武都，同昌（今四川南坪東北）、河池、順政（今陝西略陽）、義城（治綿穀，今四川廣元）、平武、汶山等地，“皆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皆務於農事，工習獵射”。唐初修成的《括地誌》也曾說，“隴右成州（今隴南市成縣）、武州（今隴南市武都區）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史記·西南夷列傳》，張守節《正義》引《括地誌》）。這些記載說明，隋唐時期，以今甘肅隴南為中心，還居住著大批的氐人，氐族豪帥楊氏仍然盤踞於仇池山上。
唐中晚期修成的《元和郡縣圖誌》“順政縣”條說，“楊君神祠，在縣西南二裏嘉陵水南。山上即楊難當神也，土人祠之”。
順政縣，唐時屬興州轄，治今陝西略陽。此地在曆史上，曾是仇池政權東邊的據點和門戶，是氐族活動頻繁的地區。在北周滅陰平國兩百餘年後的唐朝元和年間（806～820年），尚有以楊難當為神、加以奉祀的“土人”。這一方麵反映出仇池楊氏在當地還有影響，另一方麵說明，在川、陝、甘三省交界處，還生活著一些氐人（土人）。《元和郡縣圖誌》“江油縣”條亦載，“石門山，在縣東一百三裏。有石門戍，與氐分界，去仇池城四百餘裏”。唐代龍州江油縣在今四川平武縣東南，境內的石門山，彼時猶為“與氐分界”之處，說明唐時仍有氐人在平武一帶居住（楊銘：《氐族史》）。
前文已經引述，清嘉慶年間吳鵬鷎《武階備誌》針對隴南氐族政權消亡後，氐民族演變的情況說：“其在階、文等州者，皆與氐、羌雜處，自分部族，中朝人總以西蕃名之，不複別其漢種唐種也。五代時衰弱不能為患，至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武都夷內附者謂熟戶，今謂土戶者是，與齊民無異。”他又說，氐人“廬落耗散，其種人留居武都者，有苻氏、楊氏、竇氏、強氏、苟氏、毛氏諸巨姓，皆與漢民雜處，不複為亂。唯楊氏據爵土三百餘年，西魏滅武興，其子孫流移迭、宕、沙、岷等州者，仍為酋豪。迄今千餘年，世承不絕。”
陳啟生先生認為，“這是一段極為重要的論述。200年後的今天，這段記載中講的情況，我們仍可摸到其真實的線索。今武都、康縣、成縣、西和、宕昌等縣，楊、苻、蒲、強、苟、毛、竇大姓分布廣泛，人口眾多，往往整村或數村、數鄉為一家族。不少家族長者相傳，其為當地土戶。這些土戶，就是氐人的後裔。”
1949年前武都中共主要領導人王銳青曾在其自傳中寫道：我是高山（武都縣東北與宕昌、禮縣相鄰金廠、蒲池、池壩一帶地區）的“土戶”，但“土戶”究竟是什麼民族，一直沒弄清。一般認為是藏族，實際不是。據說前輩人是番夷，但明清以來，封建統治準許參加科舉考試，本族人也有秀才舉人，生活習慣又沒有特殊處。我以往考慮過這問題，我認為既肯定不了什麼民族，也不想冒假充少數民族之籍，也就算作漢族吧。據縣誌載，所謂“土戶”者已與“齊民”無異。我想算作一個民族吧，也不一定，我想從現在起，我就填為“土戶”。民國《西和縣誌》記載，縣境“有氐族令狐氏之裔，今去狐而以令為姓者”。1947年7月國民黨甘肅省政府在捕獲甘肅民變領袖王仲甲而發給岷縣縣長的電報中稱：王仲甲“潛匿岷縣雙嘴裏氐人楊龍祥家中，即被楊與愛妻以斧槍擊傷”。這裏稱殺害王仲甲的凶手楊龍祥（今宕昌韓院鄉人）為氐人，當為當時地方人士所報，應有所據，也是符合實際的（見《隴南地方史概論·氐羌探蹤》，陳啟生編著，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