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人生活儉樸，始終保持艱苦奮鬥、勤儉持家的優良品質。何為“儉”？《說文解字》釋為：“約也。”約就是“纏束也”，就是把東西纏束牢的意思。說穿了就是要把錢袋子、糧袋子都紮緊。
說到山東人的節儉，有人會提出“大美食家”孔子來，他的一句名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說明他很講究飲食，並不像大家所說的山東人很節儉。其實這是誤解了此話本意，問題在對這“厭”字的理解上，我們一般認為這“厭”為“嫌”，這就成為糧食不嫌舂得精，魚肉不嫌切得細，說明對飲食十分講究。實際上其意當為“饜足”之解。國學大師錢穆就說：“厭，饜足義。不厭，不飽食也……不因食膾之精細而持飽食也。”這樣解釋才符合孔子一貫倡導的節儉。他諄諄教導其弟子：“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他鄙夷那些奢侈之徒，讚美那些安貧樂道的人。如對其弟子顏回居住在陋巷，簞食瓢飲，並不覺得貧苦，孜孜以求仁義，孔子讚賞道：“賢哉！回也。”足見孔子對生活之儉約，並非追求“美食”者。正如孟子所提倡的是：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說到艱苦奮鬥，有兩個元代的山東人，很具代表性。一個是金末元初的著名道士邱處機，山東登州人。他艱苦修練，曾入洞穴居，乞食度日，所到之處，無不施財舍藥，普濟眾生。當時成吉思汗要召見他，他不顧七十高齡，帶十八位高徒，艱難地長途跋山涉水，終於在三年後見到了成吉思汗，向元太祖提出：“治國要以敬天愛民為本，修道要以清心寡欲為要”。他為了百姓的安居樂業，不惜跋山涉水，充分體現了山東人艱苦奮鬥的本色。
另一位是元代的著名政治家張雄飛，是山東臨沂人。官至禦史中丞，主管監察工作。為官一生堅持清正廉潔，吃苦耐勞，堅守“廉、勤、剛、正”四個字，他苦行以取廉，苦幹而勤政，苦練以行剛正。他無論到哪裏都實心苦幹，不避權貴，不怕丟官。生活十分儉樸，以苦為榮，日常粗茶淡飯，淡泊人生，家小有時不得溫飽。忽必烈一次賞他黃金、白銀2500兩，錢2500貫，讓他補貼改善生活，他至死未動用一文。山東人普遍天生一種“苦行僧”的精神，他們以苦為榮，以苦為樂，堅信隻有頑強地勞動才是人生在世獲得衣食的根本。
世人皆知的山東人闖關東，更能體現他們的吃苦耐勞、艱苦創業的精神。自清代以來，至解放前，東北的山東移民總共有2000萬左右。闖關東既是山東人吃苦耐勞精神的表現，又進一步磨礪了山東人的毅力，凡能在東北生存下去的人，身體都十分強壯，在艱苦環境下又鍛煉了他們的意誌。在所有到東北的拓荒者中，最能吃苦的就數山東人了，有文獻記載：
山東人實為開發東北之主力軍，為東北勞力供給之源泉。荒野之化為田園，大半為彼輩之功。其移入東北為時既久，而數量又始終超出其他各省人士。登、萊、青與遼東一衣帶水，交通至便，彼土之人，於受生計壓迫之餘，挾其忍苦耐勞之精神，於東北新天地中大顯身手，於是東北沃壤悉置於魯人耒鋤之下。
在《滿洲地誌》中的《蒙滿西伯利亞與山東人》中也說到：
山東人勵精克己，勤儉耐勞，富於團結力，勞動者互相扶助，商人互通緩急，恰如一大公司，其各商店則似支店，互相補給商品，以資曆流通。而金錢上尤能融通自在，故雖有起而與之爭者，奈山東人製勝之機關備具，終不足以製之也。滿洲人及俄國商人固無論矣，即德國人之精於商者，亦退避三舍，不能與山東人抗衡，是以山東人在滿洲西伯利亞一帶經濟上之勢力，是以淩駕一切，握商業上之霸權。
山東商人的這種地位與作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他們苦幹精神幹出來的。山東人就是靠實幹才取得一切成就，就以改革開放以來來說，廣東的發展是靠用足用活中央的政策，他們是“見了綠燈趕快走，見了紅燈繞著走”。而山東則是用足用全中央政策，是“見了綠燈大步走，見了紅燈原地走”。廣東人強調除了不能幹的什麼都可以幹，而山東人則是能幹的一切都要幹，他們決不幹虛的，是想盡辦法將中央的政策落實到實處，使之件件有成效。他們不圖虛名，注重實效。還是一句老話：山東人就圖實在。
山東人節儉是節儉，他們隻是自我克儉，自己省吃儉用，節衣縮食，而對親朋鄰裏卻是極其慷慨大方，他們的熱情好客是聞名遐邇的。山東人對待鄰裏更是一片熱心腸，遇到鄰裏有難，總是傾囊相助，很義氣地說：“我的就是你的！”你若不接受，他們會悻悻而去，認為你瞧不起他。在膠東每當客人蒞臨，他們都親如一家，請客人到炕上坐，馬上敬煙泡茶，女主人炒菜燙酒，非常熱情；遇到家境貧寒的，甚至端盆借麵借錢也決不虧待客人。
第十一章 正統的河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