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地區經濟開發較晚，至秦漢時期，仍很落後，《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直到六朝時期才得以有較大發展，人們生活日益富庶。
但總的來說，這地區依然“尚淳質，好儉約”。到唐代，揚州已發展成全國第一大經濟都會，所以《通典》卷182中記唐朝時，“揚州人性輕揚”。據有人解說：“輕揚之輩，馳逐其間無虛日，究其所以，則皆兩淮巨商。”看來揚州地區的“輕揚”，主要是由“兩淮巨商”所為，對一般百姓而言，基本上仍然節儉。到北宋初，《太平寰宇記》卷八十九《潤州·風俗》中記載：“自永嘉南遷，斯為帝鄉，人性禮讓謙謹，亦驕奢淫逸”。卷一百二十三《揚州·風俗》記揚州地區：“其俗輕揚淫”。在《吳郡誌》卷二《風俗》中亦記吳地：“故俗多奢少儉”。說明自宋以後，江蘇地區開始“多奢少儉”了。
不過在明初，人們依然還比較注意禮製，在服製上仍然樸素無華。葉夢珠在《閱世編》卷8中說道，其時“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從新豔。良家清白者，然止以白綾或白絹護之，示與仆隸異”。
到明代中葉，正德以後，由於江浙地區財富積聚甚多，社會風氣的變化已初見端倪。逐漸由樸素儉約趨向奢侈靡華。主要從服飾、飲食、遊樂等方麵去樸從華，追求新奇，輕視禮教，日趨奢靡淫佚，有人指出各地不一，以蘇州地區為最。如張瀚《鬆窗夢語》記載：
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於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製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之儉也。
李樂在《見聞什記》卷十中說，“熟聞二十年來，東南郡邑，凡生員讀書人家有力者，盡為女人紅紫之服，外披內衣”。他還改一舊詩：“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當時不僅從城市影響到鄉村，而且還從富裕大家趨向貧苦之家。錢詠《履園叢話》卷七《驕奢》中就指出：“不論貧賤富貴，在鄉在城，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愈貴而服飾者愈多”。範濂在《雲間據目抄》中也無奈地說：“餘最貧，最尚儉樸，年來亦強服色衣，乃知習俗移人，賢者不免”。連一般下層士民、胥吏，乃至鄉間婦女都紛紛仿效。
在飲食方麵，在明初飲食一般還較儉樸，尚無崇奢風氣，據嘉靖《江陰縣誌》卷4《風俗記第三》所記，當時宴會一般以八盤為限，四人合湊一席。到明中後期，暴殄天物，無所吝嗇，豪富之家，一宴之費，常耗平常人家數月之食；連中產人家，也為之所動，紛紛效仿。
除飲食尚奢外，還要縱情遊樂，不僅出現大量的遊樂場，富豪還自備畫舫，美酒佳肴，以歌伎陪伴，縱情聲色，笙歌樂舞，揮金如土的“狹邪”之遊十分風行。南京的秦淮河，蘇州的虎丘山塘，揚州天寧寺門外的平山堂都是當時著名的“狹邪”的集中地。
除此之外，尚奢之風不一而足，自明中葉後，賭博之風也漸盛行起來，賭博花樣繁多，賭注越來越大，世風日下。在住房方麵，大興雕樓，至今蘇州仍有不少遺存。再有就是在器物上，不但要新奇華美，而且以追求外洋之物為尚。
第十四章 人傑地靈的浙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