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國孫吳和西晉時起至唐宋時期，江蘇境內就有建業（今南京）、京口（今鎮江）、廣陵（今揚州）、吳郡（今蘇州）等城市的商業十分繁盛了。
三國孫吳時，京城建業城中商業就很興盛，左思在《吳都賦》中記載：
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開市朝而並納，橫闤闠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並都鄙而為一。
隋唐時期，揚州已是當時富甲天下的商業大城市了，這在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卷九中就記載：
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指今成都）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
唐時的蘇州繁盛，已是浙右第一了，宋人範大成在《吳郡誌·雜誌》中就記載：
在唐時，蘇之繁雄，固為浙右第一矣。
到明代中葉以後，吳地人們早已打破“重義輕利”的傳統觀念，紛紛棄農經商而致富。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卷13中就分析了明朝正德（公元1506—1521年）前後人們觀念的改變：
餘謂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蓋因四民各有定業，百姓安於農畝，無有他誌……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變一為工商者，三倍於前矣。
從而吳地經商之風蔚起。當時吳地紡織業相當發達，人們以機杼致富，張瀚在《鬆窗夢語》卷四中說：
而今三吳以機杼致富者甚眾。當地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明代政府的財政收入中，淮鹽中的收入最多。清代揚州鹽商雲集，很多鹽商亦儒亦商，他們“賈為厚利，儒為名高”，大多“商而兼士”，甚至附庸風雅，吟詩作畫，“商翁大半學詩翁”。從而蘇州地區不僅是賦甲天下之府，而且是人文薈萃之地。僅就明代八十九科會試中，蘇州被錄取的進士就有1075人，占全國進士總數24966人的4.3%。清代自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開科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廢科，全國文狀元共有114名，蘇州就出了26名，占總數的22.81%，還有658名進士，居全國之首。同樣在江蘇，有清一代共出狀元49名，榜眼26名，探花42名，傳臚27名，會元40名，在全國各省人數最多。就是明清時期，兩淮鹽商中出的進士多達160人，僅清代就有139人。而在揚州一府，有清一代進士總數高達348名，其中有11名是一甲進士。可見江蘇地區亦商亦儒所起的作用之大。
到了近代，常州武進人盛宣懷最早走上亦儒亦商、亦官亦商、實業興國、教育興國的道路。他先後創辦了天津電報總局、華盛紡織總廠、漢陽製鐵廠、萍鄉煤礦和中國通商銀行等，又分別在天津、上海創辦了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堂等學府。而南通的張謇，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中了狀元，當了翰林院編修，仕途很廣，但他提倡“實業救國”、“教育救國”，在南通創辦了大生紗廠，又開辦了墾牧、輪船、麵粉等公司及實業銀行等，在南通先後創辦了通州師範、女子師範、南通學院、南通圖書館等文教事業。江蘇還有一大批這方麵的誌士能人既創辦實業工廠，又創辦新式學校，諸如南京的三江師範學校、蘇州的東吳大學等。從而使江蘇的經濟與文化同步推進，真正做到了義利互相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