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〇〇三年春夏之間發生的兩個事件改變了整個世界。第一個事件是，美英等國聯軍在未得到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聯軍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徹底推翻了薩達姆政權，薩達姆本人至今不知所終。第二個事件是，SARS病毒驚現地球，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這種病毒席卷整個世界，三十二個國家八千多人感染上了SARS這種全新的疾病，近千人死於非命。第一個事件的結果，告訴了世人這樣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世界並沒有按照大多數人的意願，走進一個多極間可以相互製約的時代，而是進入了一個由美國主導世界的帝國時期。第二個事件告訴人類：被稱為萬物之靈、世界主宰的人類，在至高無上的自然法則麵前，永遠也不要想著為所欲為，有罪必受懲罰的天條在你們麵前依然神聖不可侵犯。
第一個事件的結果，中國和每一個中國人都必須正確麵對並冷靜地承認它的存在，而且需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努力做該做的事，以減弱有朝一日危險臨頭時所受傷害的程度。因為常識告訴我們：在每一個由一國主導世界的帝國時期，他國和他國的人民的利益乃至尊嚴，保全起來將變得十分艱難，不管它是帝國的附庸，還是帝國的敵人。
第二個事件的最終結果，目前還看不出端倪。中國的情況尤其如此。中國的首都剛剛脫離疫區名單，世界衛生組織剛剛解除了對北京的旅遊警告，還有不少國家沒有取消對中國人入境的特別限製，SARS病毒會不會在某一個時間內卷土重來還不好斷定……但是，我們似乎用不著悲觀到認為SARS的出現，敲響了世界末日的鍾聲。人類最終戰勝SARS是必然的，不確定的問題是戰勝它需要花多少時間，還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人類戰勝天花，用了三千年；戰勝鼠疫，用了兩千年；戰勝霍亂，用了一千年。在與鼠疫進行的漫長而慘烈的搏殺中，先後有一億五千萬人犧牲了，但人類並沒有滅亡，而是由剛發現鼠疫時的不足兩億人，繁衍到今天的六十多億人。因此可以斷言：人類將戰勝各種疾病而永生。
以上是我對二〇〇三年改變了曆史進程的兩個重大事件的基本判斷。
如何應對第一個事件的結果，作家似乎沒有太多的用武之地，處理伊拉克戰爭後時代的中國的國際、國內事務，主角理所當然是、也必須是中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們。作家隻要懷著一顆憂患之心，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而進行創作，大概就不會與那些國家已亡卻能唱出《後庭花》小調的商女為伍了。
麵對第二個事件，也就是目前還遠遠沒有完全度過的SARS危機，作家、特別是中國的作家，決不能置身事外。中國的作家必須在這場危機中，及時地站起來、走出來，承擔起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
在這場SARS危機中，作家到底應該承擔些什麼責任呢？
自四月二十日之後，政府出於對民眾生命安全的考慮，出台了一係列法律、法規，發布了一係列各種通告，告訴人們在SARS警報尚未完全解除的日子裏，可以幹什麼，不可以幹什麼。譬如，盡量避免到人多的場合去，要配合為控製疫情設立的這樣那樣的檢查，要保持室內的通風，要勤洗手，而且每次要洗三遍，一遍不能短於三十秒鍾，要減少小型聚會，朋友見麵最好不要握手，談話時兩人間的距離應至少保持一米五的距離，沒事時最好呆在家裏看看書看看電視。疫情警報解除後，要保持用速成法養成的衛生習慣，要設法消除那段恐怖日子在我們的心理上投下的陰影，要重塑對未來的信心，要腳踏實地地工作……
然而，對一些特殊職業的人們來說：僅僅做到這些就不夠了。疫情嚴重時，官員必須組織領導民眾與SARS進行戰爭；醫護人員必須到第一線消滅SARS病人身上的病毒；新聞工作者必須把SARS阻擊戰中的真實情況如實地告知給公眾。疫情解除後，官員要全力以赴抓經濟，醫護人員要努力消除人們對SARS的恐懼後遺症；新聞工作者要幫助公眾了解SARS時期真相後麵的真相。做好這些事情，是這些特殊職業的人們在這場SARS危機中應盡的職責。現在，善良而極易滿足的中國人，大多都把鐵腕治“非典”的官員，把那些在抗擊SARS一線的醫護人員，把那些為盡快找到對付SARS病毒辦法而嘔心瀝血的科學家，把那些出入各家醫院為公眾講述抗擊SARS一線戰況真相的新聞記者們，看成英雄了。我也願意把這些人看成英雄。但是，我更願意把他們當成職業操守很好的普通人。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們應該做、也必須去做的。一個現代、理性、有序的社會，猶如一台零部件眾多的大型機器，隻有每一個作為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的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台機器才能高速有效地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