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SARS危機中，作家同樣也屬於一個職業特殊的群體。如果作家在這場危機中隻要求自己做一個遵紀守法的良民，他首先應該反省的問題是：我的職業操守是不是出了問題。在這場危機中，作家如果采取的是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那他就是一個冷漠無情的人。因為SARS是通過空氣傳播的，每一個人都必須呼吸才能活著，對SARS危機冷漠以對，實質是對自己生命的漠視。作家應該負起作家這個職業在麵臨民族危機時應負起的責任。
觀察是必要的，閱讀是必要的，思考也是必要的。但對於作家來說：僅僅做到這些，遠遠不夠。他必須拿起筆，進行戰鬥。他必須通過觀察和思考，看到危機的深層的真相，並通過文字，把這個真相告訴世人。他必須分清SARS危機中，哪些是危險，哪些是機會。他必須看出SARS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肆虐的深層原因。他必須用文字做成的警鍾，提醒人們“悲劇常常重演”這種危險的存在。他必須為這段非常的曆史，留下一部部能夠在日後撫慰民眾心靈的書。總而言之，在SARS危機中，作家——中國作家要用筆寫出危機中的中國更深層的生存境況，並描畫出那個可以讓中華民族永垂不朽的，用尊嚴、良心、榮譽、團結精神和犧牲精神鑄成的民族的脊梁。
這就是我認為中國作家在SARS危機中必須的擔承。
因此，盡管我生活的地方不是疫區，盡管我沒與一個SARS病人進行零距離接觸，盡管我沒有親眼目睹一次白衣天使冒著被感染的危險與死神爭奪SARS病人，我還是受一種作家職業神聖性的驅使，毫不猶豫地拿起了筆，開始了《百日危機》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
這是違背了文學創作規律的可笑而冒險的嚐試嗎？
我認為不是。時代徹底改變了，作家與世界發生關係的渠道也發生了根本的改變，文學創作的方法，也在與時俱進地發生著變化。我相信紙麵媒介為我描述的SARS危機的進行時是真實可信的，我相信電視媒介向我展示的畫麵沒有經過高科技的處理，我相信身在疫區和不在疫區的朋友在電話裏告訴我關於SARS的看法和感受都是真實可靠的。十幾公斤的剪報，一兩百小時的電視節目，朋友們在電話裏進行的幾十個小時的描述，這些足以構成我的《百日危機》的背景，足以搭出這個長篇小說中人物行走的舞台了。何況，我還有長達二十年的對於中國現實的追蹤研讀經曆。那麼，我還猶豫什麼！
加繆的《鼠疫》，表麵上寫的是一座小城經曆一場鼠疫的全過程，實際上寫的卻是作者那懾於法西斯的淫威已經投降了兩年的苦難的祖國法蘭西。並沒有人因為加繆本人根本沒有經曆鼠疫爆發的生活，而去指責他描寫了鼠疫。我相信這是一條可以通向文學終極目標的創作大道。這些年我也是這樣實踐的。我隻是一個經曆簡單的普通軍人，沒有在地方上擔任過任何官職，沒指揮過一兵一卒參加作戰和演習，沒有在任何一個企業任過職，也沒有直接參加一九九八年偉大的抗洪鬥爭，但我已經寫出了《北方城郭》《突出重圍》《英雄時代》和《驚濤駭浪》。現在，我又寫下了《百日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