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我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念書，我那時是二十歲上下。朱光潛（孟實）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在清華大學兼課，年齡大概三十四五歲吧。他隻教一門文藝心理學，實際上就是美學，這是一門選修課。我選了這一門課，認真地聽了一年。當時我就感覺到，這一門課非同凡響，是我最滿意的一門課，比那些英、美、法、德等國來的外籍教授所開的課好到不能比的程度。朱先生不是那種口若懸河的人，他的口才並不好，講一口帶安徽味的藍青官話，聽起來並不“美”。看來他不是一個演說家，講課從來不看學生，兩隻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戶上的某一塊地方。然而卻沒有廢話，每一句話都清清楚楚。他介紹西方各國流行的文藝理論，有時候舉一些中國舊詩詞作例子，並不牽強附會，我們一聽就懂。對那些古裏古怪的理論，他確實能講出一個道理來，我聽起來津津有味。我覺得，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個在學術上誠實的人，他不嘩眾取寵，他不用連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兒”去欺騙、嚇唬年輕的中國學生。因此，在開課以後不久，我就愛上了這一門課，每周盼望上課，成為我的樂趣了。
孟實先生在課堂上介紹了許多歐洲心理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的新理論，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說，還有什麼人的距離說等等。他們從心理學方麵，甚至從生理學方麵來解釋關於美的問題。其中有不少理論我覺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我仍然記憶不忘。要說裏麵沒有唯心主義成分，那是不能想象的。但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家，隻要是一個有良心、不存心騙人的人，他總是會在不同程度上正視客觀實際的，他的學說總會有合理成分的。我們倒洗澡水不應該連嬰兒一起倒掉。達爾文和愛因斯坦難道不是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嗎？但是，你能說，他們的學說完全不正確嗎？我們過去有一些人習慣於用貼標簽的辦法來處理學術問題，把極其複雜的學術問題過分地簡單化了。這不利於學術的發展。這種傾向到了“十年浩劫”期間，在“四人幫”的煽動下，達到了駭人聽聞的荒謬的程度。“四人幫”竟號召對相對論一竅不通的人來批判愛因斯坦，成為千古笑談。孟實先生完全不屬於這一類人。他老老實實，本本分分，自己認識到什麼程度，就講到什麼程度，一步一個腳印，無形中影響了學生。
離開清華以後，我出國一住就是十年。在這期間，國內正在奮起抗日，國際上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烽火連八年，家書抵億金”，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完全同祖國隔離，什麼情況也不知道，1946年回國，立即來北大工作。那時孟實先生也轉來北大。他正編一個雜誌，邀我寫文章。我寫了一篇介紹《五卷書》的文章，發表在那個雜誌上。他住的地方離我的住處不遠。他的辦公室（他當時是西方語言文學係主任，我是東方語言文學係主任）和我的辦公室相隔也不遠。但是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來，我曾拜訪過他。說起來似乎是件怪事，然而卻是事實。現在恐怕有很多人認為我是什麼“社會活動家”。其實我的性格毋寧說是屬於孤僻一類，最怕見人。我的老師和老同學很多，我幾乎是誰都不拜訪。天性如此，無可奈何，而今就是想去拜訪孟實先生，也完全不可能了。
我因為沒有在重慶或者昆明待過，對於抗戰時期那裏的情況完全不了解。對於朱先生當時的情況也完全不清楚。到了北平以後，聽了三言兩語，我有時候也同幾個清華的老同學竊竊私議過。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資格乘南京派來的專機離開中國大陸的。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他毅然留了下來，等待北平的解放。其中過程細節，我完全不清楚。然而這件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先生畢竟是經受住了考驗，選擇了一條唯一正確的道路。
我常常想，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大概分為三類：先知先覺的、後知後覺的、不知不覺的。第一類是少數，第三類也是少數。孟實先生（還有我自己），在政治上不是先知先覺；但又絕非不知不覺。愛國無分少長，革命難免先後，這恐怕是一條規律。孟實先生同一大批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一樣，經過了幾十年的觀察與考驗、前進與停滯，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最終還是認識了真理，認為共產黨指出的道路是唯一正確的，因而堅定不移地在這一條路上走下去。孟實先生有一些情況我原來並不清楚，隻是到了前幾年，我讀到他在抗戰期間從重慶給周揚同誌寫的一封信，我才知道，他對國民黨並不滿意，他也向往延安。我心中暗自譴責：我沒有能全麵了解孟實先生。總之，我認為，孟實先生一生是大節不虧的，他走的道路是一切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該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