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文學史
“重寫文學史”的呼聲，比較響亮地興起，是在80年代中期。
主要是文學界與學界一批中青年學人、作家，基於對過往幾十年官方通用的文學史著名作家排序的逆反和質疑，以及一些被人為“忽略”的作家的重新審視所發出的。不過，與其說它是一次有計劃、有係統的文學反思與重估，不如說是文學在剛剛告別了清教徒年代以後，因為多年的貧血與饑餓，所進行的一次整個文學界的瘋狂“食補”。構成這一熱潮的話題眾多：比如大膽重估“魯郭茅，巴老曹”，重新評價鬱達夫、沈從文、徐誌摩、錢鍾書、林語堂、張愛玲乃至穆時英、無名氏等人的創作……這段熱潮內涵複雜，應該說對當時既成的文學史秩序，既有補缺的功效，也有顛覆的意圖。所謂“補缺”，是經過了十幾年甚至近四十年之後，讓許多曾經被視為敏感或有“低級”之嫌的作家的作品重新回到了讀者和大學講堂中。這其中，尤以鬱達夫、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廬隱、張資平等作家的名字為甚。至於所謂“顛覆”，當然是指一些人對“魯郭茅，巴老曹”這“六人團”作為現代文學代表的資格產生爭議。有的人主張這六個人的排序需要變動，也有人認為，六人中有幾個人的名字需要拿掉，代之以別的名字。後一種“顛覆”的大膽，以今天的眼光視之，也是頗值得商榷的。比如，除了過早去世的鬱達夫、情色味過濃的張資平等人實在無法列入候選者以外，像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無名氏這些因為特殊曆史原因，一度被內地冷落的現代小說名家，其在文學史上全方位的貢獻與影響，是不是真就大於“六人團”中的任何一位，都是很值得慎重追問的。比如張愛玲，作為小說，其技藝的高超有目共睹，但作為文學家，其追求的“格”能否真高過早期的丁玲，這都是一個需要打個問號的。又比如說像無名氏這樣風格怪異，追捧者（如學者司馬長風）會捧到天上，貶斥者又會覺得不值一曬的爭議性作家，其小說上的成就能否高出另外兩位同樣飽受爭議的“被遺忘者”——李劫人和路翎，都是一件很值得商榷的事，又怎麼可以跟茅盾這樣在小說、理論、翻譯以及文學活動諸領域都留下深刻印記的全才型文學家相比？
所以說，當一些人出於逆反，或這樣那樣差異性的理念來質疑“六人團”的時候，他們相對於“六人團”的發明者，犯了更低級的錯誤——即試圖以隻有體裁建樹作為主要建樹的一些次名家，去取代那些在廣泛的文學領域具有全方位建樹與影響力的大名家——這實際上是一種更膚淺、更業餘的思維在起作用。文學史的排名與重估原則，應該是站在公平的平台上的。比如曹禺，為什麼會名列巴金、老舍之後？那是因為他出道的年頭要晚於前兩位，同時，也是因為戲劇的影響要遠小於小說。再如，同量級的作家相互作比（像巴金和沈從文），這樣才談得上對排名的嚴肅質疑，如果拿老舍跟蕭乾或端木蕻良去比，則有失嚴謹了。
“六人團”的人選和排名，今天看來，前三位是無人能撼動的。
魯迅的建樹自不待說，茅盾的成就上文也已提到。郭沫若光憑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頭號詩人這一點，已經具有足夠的說服力，更不要提他的劇作了。至於“巴老曹”中的前兩位，排序以後是否會有變動，作家圈裏有人提出了不同說法。至於六人之後，續列的名單會是怎樣一個排法，好像從80年代直到今天，都甚少有人操心。
這是不是又能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這二十年來內心的某種功利與浮躁呢？這個嚇人的話題我們且不去深究，我想說的是，如果在“六人團”之後續列名單，這幾位會首先擠入我的視野：蕭紅、徐杅、艾青、沈從文、周作人、張恨水……其實，從80年代開始“重寫文學史”的訴求與說法，一直都在延續，也一直很少人去嚴肅地去做全景式的調查。像高長虹這樣的作家，內地的文學史一直沒能給出一個明確公允的評價；像徐玉諾這樣早天的天才關注者一直極少；而在以體裁建樹研究為核心的領域裏，像台靜農、廢名這些所謂的“二三流名家”，創作實績是否得到了恰如其分的總結，這都是比較明顯的缺憾。人們過於注重排名前幾位的人是誰了。他們過於注重自己研究（或抨擊）的對象在大眾中的人氣，而不屑於去燒冷灶。學術界始於80年代的對蕭紅成就的重估，竟始於當時還年輕的一位美國人葛浩文！這就是鮮明的例證。
“重寫文學史”需要理性。始於1980年代學術界確文學界的那一陣呼號，其實僅僅意味著某種意識的覺醒。說到這裏需特別說明一下：進入2005年後，尤其是在夏誌清的有關著述（特別是《中國現代小說史》《新文學的傳統》）登陸內地出版以後，一些書評宣傳文章裏流行著一種說法：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直接影響和刺激了80年代內地學界的“重寫文學史”思潮，並進而影響了那時候許多年輕作家的寫作走向。這樣介紹是不負責任的。且不說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到今天，還沒有哪一本文學史能絕對影響作家們的寫作軌跡，單說80年代對內地中青年學人影響較大的現代文學史專著，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雖具有相當分量，但與該書同時產生影響的還有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而夏著由於立場上的原因，在內地很難見到，倒是司馬長風的文學史，相對來說在一些大城市還能買到，影響在當時可能還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