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邵養德出生在山西絳縣永樂村。1951年他背著苦難的鄉愁和凝重的鄉土氣息，從山西考入西北藝術學院（今西安美術學院前身）。一個農民的兒子便開始了他後來半個多世紀的知識分子生活。這到底是喜還是憂，至今誰也說不清。1954年他於西北藝術學院畢業後留校任教，研究中國美術史，做邱石冥先生的助手。1956年他被派往中央美術學院研究中國近現代美術史。在中央美術學院他得到俞建華、王遜、王森然諸先生的教諭。江豐院長曾想留他做助手，但他卻婉言謝絕。農民的兒子有一種報恩之心，邵養德忘不了長安興國寺。1957年他返回了西安。然而等待他的是下放勞動。就在下放勞動期間，1959年，他的第一個年僅3歲的兒子病死在醫院的走廊上，作為父親他卻並未能夠在現場。悲愴的人生在此僅僅隻是一個開端。回顧這段往事，邵養德先生說：“我的淚水澆灌了渭北高原上幹渴的土地——它永遠不結果實獻給曆史。”
1962年，在這個天災人禍的年月中，西安美術學院通知邵養德和張義潛等老師“退職”，他們也隻好聽從組織的安排，替國家分憂解難。但是退職後在山西老家的邵養德實在難以存活，不久又隻好又返回西安，為生存東奔西走，在家門口賣燒餅，在玻璃廠畫圖案，在縫紉機廠教語文，直到“文革”被關進“牛棚”。1978年邵養德在北京見到江豐，那時江豐先生還未被“解放”。同是淪落人，江豐先生還是感到邵養德的遭遇“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愈是難以理解的東西，有人卻總是喜歡解讀。在離開西安美術學院17年後，1978年底，邵養德先生又被“落實政策”重新回到了西安美術學院。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邵養德先生時，是在1978年的一個寒冷的冬天，白雪覆蓋了長安興國寺的東山，邵養德先生穿著破舊的軍大衣，腳穿一雙翻毛大頭皮鞋，一晃一晃地走下山來。他一頭亂發，滿臉胡須，頭發和胡須在寒風中飄動，黑黃的牙齒並不完整，隻有那一雙目光永遠閃爍著堅忍、尊嚴、睿智和慈祥……在我的許多老師中，邵養德先生應是位頗有才情的老師，然而他也可以說是位極為不幸的老師。窮困寂寞與苦恨艱難仿佛始終都糾纏著他。但是他卻依然“活著”。每當我看到他，我的內心就產生了一種直麵人生的勇氣，產生了一種“存在”的信心，他在清貧的生活中始終都守望著自己的精神家園，這實質上都給我以無窮的力量。在任何時候他的內心都會閃動著智慧的靈光，他是一個依靠精神支撐而活著的人。我與邵養德先生成為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1989年3月，我在陝西美術館舉辦個人作品展時，邵養德先生不但參加了展覽研討會，其後還撰寫了數篇評論文章。這無疑是對我的極大鼓勵。
1994年，在陝西作家緊鑼密鼓，一係列小說作品發表之時，陝西藝術理論界也突破了過去的沉寂局麵。在王子雲先生的遺著《從長安到雅典》問世之後，邵養德的美學論集《象征性自殺》也由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並引起了社會的關注。西北人並不是人人都在“浮躁”中度日，也並不是都活在“廢都”中的廢人。王子雲九十著書，不知老之將至；邵養德過著清寂的日子，筆耕不輟。他們是懷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良心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人，他們的努力雖與功利無緣，卻於文化進步有益。
邵養德先生40餘萬言的美學論集《象征性自殺》共分為上、中、下3卷，以生命為出發點，展開宏論，洋洋灑灑，言猶未盡，餘味雋永。上卷集藝術評論39篇，本著“保存人類的功業，使之不致於年深日久而被人們遺忘”的夙願，對於那些成功的藝術家或藝術流派給予理論上的闡釋與總結；對於那些在困頓中不甘失敗的藝術家從理論上給予激活。中卷為一篇象征性小說，共60章，作者用象征性的手法描寫了一個荒誕、離奇、混沌的黑色幽默故事，為當代社會的經濟、文化生活劃出了一個象征性的符號。該小說在敘事、描寫的過程中穿插著對傳統文化和美學問題的評述，看似南轅北轍，卻有一種宏觀的精神聯係，堪稱象征性意識流佳作，為讀者構成了一幅後現代的抽象圖畫。下卷集藝術美學專題研究論文11篇，提出了許多鮮明而有建樹的美學觀點。特別是對藝術與生命、藝術與模糊意識、現代藝術與東方審美觀諸問題的研究，精辟人裏，具有獨到的見解，是作者在困惑後的理性思考。
在《象征性自殺》中，邵養德先生寫到：“自殺可以采用象征性的手法進行模擬，並產生死亡的真實效果，尤其是現代派藝術更具有這種自殺的趨勢。”他認為：“藝術——產生於生命衝動，是生命的延伸和擴大，是死亡意識的轉移、消費和升華。自然賜予我們第一生命（肉體），我們不以此為滿足，還要創造第二生命（精神），並強迫前者為後者進行投資。因此。當第二生命受到外部世界的威脅時，第一生命要勇於犧牲，以完成第二生命。這樣，每件藝術品都可以被理解為是一次象征性自殺。”而這種“自殺”的結果，卻為人類積累了精神的財富，亦是自我存在的象征，生命的意義也在“自殺”中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