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國段氏沒有碑刻留存。然所幸的是，作為世居相位之職的高氏卻有家族碑群留存至今。因為高氏一直輔佐段氏，雙方同居權力核心，彼此間有著十分緊密的聯係，高氏碑群，在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段氏帝王碑缺失的遺憾，也為解讀段氏治世思想開啟了一條新的途徑。
一、權相高氏與大理國段氏的關係
在大理國建立直至國滅的過程中，高氏作為重臣，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高氏輔助段氏立國。南詔國後期，隨著蒙氏勢力削弱，段氏、高氏及鄭氏、趙氏、楊氏、董氏等白族大姓勢力相機崛起，實力旗鼓相當。高方立遣人前往的巴甸迎接段思平。在善巨相會後，高氏為段思平建立政權出謀劃策，建議段氏聯合滇東三十七部並會盟於石城(今雲南曲靖)，興兵舉事。《滇史》載：“思平既得眾助，遂與高氏共舉義旅，眾至十餘萬，鼓行而西，無不一當百，所向無敵。”其後，段氏在三十七部的支持下，統一了各大姓勢力，並於後晉天福二年(937)登上王位。
其後，在段氏執政時期，高氏居相位，輔佐段氏，為大理國的穩固和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其中，高氏多次幫助段氏平定其他大姓勢力的叛亂，穩固段氏政權。如嘉祐八年(1063)，段思廉“命嶽侯高智升伐楊允賢，克之”。熙寧九年(1076)，楊氏集團的另一代表人物楊義貞再次發動變亂，殺段廉義自立，改元德安，在位四個月。高智升命子高升泰起東方爨僰之兵討滅，擁立段廉義之侄子段壽輝即位，捍衛了段氏政權。《滇史》載：“義貞弒主自立，實宋元豐三年也。篡凡四月，嶽侯高智升遣子升泰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連義之子段壽輝。”大理國末期，蒙古軍南征，高氏誓死保衛大理國政權。淳祐四年（1244），蒙古兵經川西直下大理，開始滅宋計劃，軍將高禾受命率兵據敵九和（今雲南麗江九和），“高禾逆戰，敗死”。寶祐元年（1253），忽必烈親征大理。十二月，“太弟再遣三使入大理招興智。泰祥終不聽，督令大兵固守金沙江，與伯顏不花、虎兒敦等相持，蒙古兵不得入”。國相高泰祥有效地組織兵力阻斷蒙古兵的行進，致使元軍不得不“以革囊潛濟江”。當元軍兵臨大理，高泰祥引兵出戰，大敗，城陷。段與智奔善闡，元軍抓獲高泰祥。忽必烈親勸其降，“太弟麵訊之，不屈；欲官之，不受；乃命斬於五華樓下”。高泰祥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大節，臨死歎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殞首，吾事畢矣！”
高氏對段氏的忠誠，也為其贏得了大量的封地和顯赫的權勢。段思平立國以後，封高方為嶽侯，分治成紀(今雲南永勝)、巨橋(今雲南昆陽)等地。後因高氏兩次平定楊氏之亂有功，先是高智升擢升太保，加封德侯，領白崖和甸(今雲南彌渡一帶)之地，後又授統矢(今雲南姚安)首領，晉善闡侯，自滇中至滇東的廣大地區均為高氏勢力控製的範圍。諸葛元聲《滇史》載：“以靖亂功，加智升太保，封德侯；升泰善闡侯。高氏世執政柄，威令盡出其手。智升元封威楚，至是子又封善闡，於是河東諸郡皆入高氏。”後“升泰既代父為相，以弟義勝治祿琫；以高福守易門；以高連慶治羅部；以侄守安寧；於威楚築外城，號德江城，以封其侄子高量成；而巨橋皆世為高氏有”，正所謂“一門之盛，半大理矣”。
二、高氏碑群人物譜
高氏世居大理國政權核心，是當朝的高門大族，伴隨了大理國段氏的榮辱興衰。因此，留存今日的高氏碑群，也成為研究大理國時期帝王治世的珍貴文獻資料。綜觀高氏碑群，主要集中於大理國後期，留存的碑刻有《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並序》、《興寶寺德化銘並序》、《忠節克明果行義帝墓誌並序》（又名《大理國高生福墓誌銘》）、《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並序》。
從碑主之間的關係來看高氏碑群，《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的碑主是高量成，其為段氏十六世主段正嚴、十七世祖段正興時期的國相。《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並序》碑主皎淵乃高量成之子，而《興寶寺德化銘並序》中備受讚譽的高逾城光和《忠節克明果行義帝墓誌並序》的碑主高生福均為高量成的侄子。《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並序》碑主高姬為大理國公高妙音護之女高金仙貴，亦為高氏一族的成員。其中《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記述了高量成輔佐段氏的功績，《興寶寺德化銘並序》書寫了高逾城光扶持高壽昌為國相的史實。《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並序》、《忠節克明果行義帝墓誌並序》、《大理國故高姬墓銘並序》則從側麵反映了統治階層儒釋兼容的盛況。
三、大理國段氏“德運”治世思想解讀
《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碑題中提出了“德運”一詞，是對高量成執掌相位“以德運成”思想的概括，既澡雪涵泳以德治國的儒學傳統，又秉承了南詔國“德化”精神，體現了大理國時期儒釋融合的治世理念，成為解讀段氏治世理念的關鍵詞。
(一)行周道
《護法明公德運碑讚摩崖》的“德運”的治世理念中，首先倡導“行周道”。碑言：
帝敕號曰周道，不行商道。商以誓為實，周以會為實。公累與諸蠻會而不曾誓，故行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