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地威楚府牟州石桑弄，地處威楚府西隅，去府五十裏，地名徽溪。山林茂盛，是賊巢穴，采樵刈草，皆為賊所殘。公歸創居處，建宮室，賊散去不知其幾千裏也。泉甘而出茂，公之居處。仲尼有雲，仁智者也。四夷八蠻，累會於此。八方群牧，累於此。雖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怨恨，到此善歸方寸，惡竟冰釋。袖刃懷刀，一時捐棄；甘辭豔語，以發喜戲。古人有雲，人傑地靈也。八紘四海聞命於此，可謂大矣。樹異山靈不鬆杉枝上白雲寺庭前棲一兩端明月侍座，清風掃門。喜聽法鼓明心，不聞塵囂聒耳。
碑文言“山林茂盛，是賊巢穴，采樵刈草，皆為賊所”，描述了高量成封地的原貌，足見石桑弄是一個草寇橫行的偏僻之地。自從高量成退位歸隱，在此傳布佛法之後，情況發生了巨變。不但“賊散去不知幾千裏也”，鄉裏還歸太平，而且成了“四夷八蠻”冰釋前“深仇”、“死恨”的會聚之所。“泉甘而山茂”啟發了智者與仁者的心境，“樹異山靈”、“明月侍座”等超出塵外的自然之景和法鼓聲聲衝淡了世人囂聒的心緒。高量成雖已退位，但其在威楚營造出的深契儒家“仁智”與釋教“明心見性”的和諧氛圍，感化了世風。“量成在威楚，能恤孤寡老幼，風俗化之，稱為夷中君子。”
高氏家族中亦有不少弟子篤信佛教。高量成之子皎淵在二十歲時出家。《大理國淵公塔之碑銘並序》言：“我淵公隨緣白地，誕粹於高氏之族。……英姿卓茂，氣韻清遠。昂昂若雲鶴之處群雞也，自有不羈之態。視榮貴如幻炎，執身心我人為甚倒。慨然有出世之心，不肯為凡夫。年臮二十，一日，辭父兄出家，知其誌不可奪，不得以壯而許之。”皎淵在矢誌入佛門後，注重修行，成為大理國禪宗水目山係與淨妙、普濟、阿標並稱的“水目四祖”。《興寶寺德化銘並序》載高量成的侄子高逾城光“恨不手布黃金，幸齊肩於善施；日用留心白馬，庶接武於漢明”，足見其篤信佛教，以廣施善緣、救濟眾生為德。
綜觀高氏家族碑群，可見佛教成為了高氏的普遍信仰。高氏一門對大理國佛教的普及做出了積極貢獻。在滇中姚州，高氏重建的佛寺包括廣嚴寺、興寶寺、妙山寺，這些都是當地十分著名的寶刹。位於昆明玉案山的筇竹禪寺，傳說乃唐代貞觀年間高光所建，一直以來都是滇東重要的佛教聖地。位於昆明的名刹東、西二佛寺，以及昆明各地的“靈跡”聖地則是高智升時期所創建。正是“高氏大為有功，而府郡州縣皆封高氏子孫，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創也”。隨著上層統治者的推動，佛教的調和作用也深入民間。
張《蕩山寺記》載：
大理為郡，負山麵海，由唐以來，蒙、段氏據而有之殆六百年。二氏皆白人，西南夷為類雖雜，知文教者惟白焉。其俗事佛而尚釋，段氏有國，用僧為相，或已任而出家，故大理佛法最盛，而僧之拔萃者亦多。收附之初，因見其地多浮圖，人皆善良，故有征無戰，其梵宇緇流，悉獲安堵。
可見，佛教對白族人的影響十分深入，不但大理遍布佛寺，同時人心向善，所以長期以來這裏免受戰爭的侵擾，呈現出一派安詳平和的景象。
《雲南誌略》載：
民俗，家無貧富皆有佛堂，旦夕擊鼓參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諸種蠻夷剛愎嗜殺，骨肉之間一言不合，則白刃相；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惟白人事佛甚謹，故殺心差少。
這裏將白族信仰佛教的部落和不信者作對比。如文所言，信仰佛教者無論貧富，佛教的教義與日常生活融合，人們“旦夕擊鼓參禮，少長手不釋念珠，一歲之中齋戒幾半”，在禮佛修煉中平和心性，以致“殺心差少”。與此相反，諸種蠻夷“不知事神佛，若梟獍然”，則顯得十分的粗魯，不但“剛愎嗜殺”，甚至骨肉之間一言不合，便拔刀相見。信仰佛教減少了人的暴虐和殺戮之心，信教部落之間紛爭少於不信教者，足見佛教在調和人們內心世界和外在矛盾方麵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論，通過對高氏碑群的解讀，可知大理國的“德運”治世理念，包含了“行周道”為代表的儒家德政精神，同時又融合了以佛治國的理念，彰顯了大理國政權的民族特色。正如曆史所呈現，大理國政權穩定地維持了316年，與宋朝幾乎相始終，其疆域範圍至蒙古平定大理之時，“東至普安路之橫山(今貴州六枝、關嶺、紫雲一帶)，西至緬地之江頭城(今緬甸傑沙)，凡三千九百裏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滄江(今越南萊州省境內的黑水河)，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今大渡河)，凡四千裏而近”。這與段氏在統治中融合運用儒釋精神是密切相關的。
四、大理國段氏“德運”治世理念的文化意義
大理國與南詔國之間有著十分緊密的承接性。
首先，大理國開國皇帝段思平的先輩就是南詔國朝廷重要的官員。《滇史》載：“唐天寶末，段儉魏佐閣羅鳳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而生思平。”段氏經過在南詔國時期的發展，後來逐漸成為白族的大姓勢力。
其次，大理國的“德運”治世理念承襲了南詔國的“德化”治世理念，體現了兩個政權在統治觀念上的內在延續性。一方麵，兩個政權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在以德為本、注重君臣的自我修養，招賢納才等方麵都有極大的相似性。不同之處在於，南詔國的“德化”理念中突出儒家治世思想，大理國“德運”理念則在堅持儒家治國的同時糅合釋家精髓，順應了時代和政權特點的變化。這一變化與大理國政局密切相關。大理國段氏自建國開始，便身處白蠻大姓爭奪權力的鬥爭中。雖然段氏登上王位，但楊、趙等大姓仍保持了相當的實力。因此，對於段氏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政權的穩定。同時，段氏亦充分認識到佛教對各大姓勢力及社會矛盾的調和作用。因此，在皇室內部，段氏以避位為僧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權位之爭。在施政中，段氏極力推崇佛教信仰，使佛教在大理國社會中上行下效，有力地推動了國家的長治久安。綜觀大理國時期，極少對外征戰，與宋朝亦是和平相處為主。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這也使得大理國的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麵繼南詔國之後穩步發展，創造了“有故國(唐宋)遺風的大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