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言，通過白族女性題材故事經典碑刻的切入分析，可以看到，文人群體作為時代的精英，洞察明清時期中近古的社會思潮的變遷，展開了對白族族源的回溯與探尋。白族民眾對“九隆族之裔”說法的一致認同，表明九隆族成為明清時期白族自信生存、繼續發展的精神支柱，成為白族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的文化特點和心理意識的象征。“民族意識，從心理效果可以分為三個方麵：(一)民族歸屬感。(二)民族認同感。(三)民族的支持力量。”在明清時期白族古代碑刻中，人們重述南詔國、大理國的曆史，展示了古代大理地區輝煌的曆史和一個與漢族文化交融的神奇世界，喚醒了人們對古代白族的輝煌曆史和文化的民族自豪感。不但振奮了白族的民族精神，也為白族在明清時期漢文化席卷而來的狂潮中堅定了民族的信念。明清時期白族族群意識的強化，是文化轉型的曆史背景之下白族文化適應新的曆史環境的一種表現，昭示出白族文化內蘊的強大的聚合力。
三、明清時期白族族群認同的跨文化意義
(一)流官文人的大理文化情結
除了本土文人群體以外，亦有不少外地流官至大理的仕宦文人也提筆書寫大理的曆史。他們來到大理，為其深厚的曆史文化所熏染，深深地喜愛上了白族的曆史文化，激發出思古悠情。
武周時期的《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為雲南布政使王昶重修。王昶專文寫《修唐河東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記》並刊刻為碑。碑文先是記述了王昶尋碑的經過。碑言：
餘宦遊所至，輒好求古人遺跡，凡裏居墳墓，必表而出之。今閱省誌，見唐刺史王公仁求墓，在廢三泊縣南二十裏。三泊為今安寧州州城南，蔥蒙臥山即墓所在。止有碑銘，墓廢久，碑亦缺蝕，無有椎拓者。
王昶是清代著名的金石考據學家，亦是名書法家。其宦遊雲南，深愛雲南獨特的曆史文化，十分重視雲南的碑刻文物的保護。王昶通過查閱省誌，在安寧州城南邊找到了“唐刺史王公仁求墓”，發現墓塚荒廢，墓碑殘缺，遂萌發修複之心，並遍地尋訪王仁求的後人。碑言：“餘因碑以得其墓，令知州董君傑修之，且求其後人，還諸墓田之被侵者”，並為其後人恢複了被侵占的墓田。王昶在碑記中感言：
而父子之名皆不獲著聞於史，微碑孰知其功烈如此。今表墓以示後人，俾聞仁求之風鹹欲以功名自奮，雲南人才，必有雄侯日出者，而況於裔孫乎。
表達了自己因感佩於王仁求與其子王善寶的為人與才華，王昶將王仁求父子視為雲南人才之代表，所以要立碑為王仁求及其子王善寶立傳揚名的激動心情。
正是懷著對雲南大理曆史人物的欽佩和紀念之情，王昶還對王仁求父子的生平作了進一步的考釋，補正了正史記載的缺疏。王昶根據《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考補了平姚州之亂者實為王仁求。《修唐河東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記》言：“碑又雲鹹亨之歲，犬羊大擾，梟將失律，元凶莫懲。”王昶對照唐書發現：“考唐書本紀，鹹亨三年正月，姚州蠻寇邊，太守右衛副率梁積壽為姚州道行軍總管以伐之，其龕定之日，本紀及南詔國傳皆失載。證以碑，當是積壽敗績，仁求實削平之。”並對唐書不載“河東州”之名存疑。另外，王昶對《大周故河東州刺史之碑》中所記王善寶任職左右鷹揚及碑之字體進行了考釋。《修唐河東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記》言：“唐製：左右衛上將軍缺，以中郎將代。光宅元年，改左右侍衛曰左右鷹揚，善寶嗣官，正值順聖皇後時，故碑亦用其所改字，而善寶結銜書內官者，以常宿衛京師故也。”這些考釋均是為王仁求及王善寶正名，糾正了正史之誤，無疑具有獨特的史學及文化價值。
王昶還尋訪了《南詔德化碑》，為這通“南碑瑰寶”重見天日立下了汗馬功勞。據《南詔碑亭記》記載：“南詔碑仆地已久，土人呼磨刀石。乾隆五十三年布政使王昶訪得於太和村南子午官道之側，即南詔太和城北門舊址也。”另外，王昶還尋訪了曲靖《石城碑》、楚雄《德運讚碑》、姚安《興寶寺德化銘》等碑刻，並作了考釋，寫入《金石萃編》末篇，為白族古代碑刻的保存立下了不滅之功。
嘉慶年間，欽加按察使銜雲南分巡迤西兵備道鐵榮李亨特為《南詔德化碑》立碑亭，撰刻《南詔碑亭記》。碑文言：“今巡按滇西，往來官道，命工推拓，見其已沉薶野土，牛厲角，若不為保護，日茲摧墜；因加三趺，俾得側臥，覆以瓦亭，障蔽風雨，並據通誌所史傳補綴書之，刻石亭畔，庶觀者有考焉。”這段話記述了李亨特因流官在雲南修建南詔國碑亭的原因，表達了對大理曆史遺物的珍惜之情和保護意識。碑亭記中參照《南詔德化碑》的遺跡，對照“雲南通誌舊載原文，得與史籍參合，補其闕誤”。李亨特視《南詔德化碑》為糾正正史錯漏的可信資料。通過《南詔德化碑》的比對補充了《唐書·南詔傳》所載不詳者。《南詔碑亭記》對天寶戰爭進行了詳細的考釋，儼然是一篇頗具嚴正考證的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