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楊慎從金石文字的角度對《禹王碑》進行考釋。其言《禹王碑》文字“螺書扁刻弋鋒銛”，認為碑文的文字書寫不是韓愈所言的“金薤體”書法和鸞鳳字畫，而是後人所考證的比甲骨文還要早，又類似殷、周朝的文字，這與後世金石學者的考證不謀而合。郭沫若言：“殷代有極少數石刻文字（如《小臣係》斷耳銘文與三具石磐上的刻字），西周無所發現，東周以來逐漸增多。最著名的是東周初年的所謂《石鼓文》。那是秦襄公八年，也就是周平王元年(公元前七七○年)，秦襄公送周平王東遷後的紀功石刻。像普通圓桌那麼大的十個石饅頭，前人說它們像鼓，故稱之為‘石鼓’。每一石上刻了一首四言詩，是用篆文寫成的，故稱之為‘石鼓文’。《石鼓》原在陝西寶雞(古之陳倉)三畤原上，經過輾轉的遷移，現保存於故宮博物院。由於年久風化或人為的毀損，石上的文字已多殘缺，有一石連一個字也沒有了。《石鼓》上的詩，和《大雅》、《小雅》是一個體係。《石鼓》上的文字和周代金文是一個體係，但字體比較扁平，比一般的金文更加規整。”對照楊慎認為禹碑文字“螺書扁刻弋鋒銛”的說法，與周代“字體比較扁平”是相似的。
再者，《禹王碑》亦為後世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了難得的佐證。郭沫若考證：“《石鼓》上的詩，和《大雅》、《小雅》是一個體係。”這說明殷周時期的書麵文學形式以四字句為流行的句法形式。“中國文章的體裁，在春秋、戰國之交也呈現出一個天變地異的狀態。殷、周古文是奴隸主所專有的東西，和民間的語言很有距離。無論殷代卜辭，殷、周彝器上的銘文，《尚書》中一些殷、周兩代的文誥，文辭都是異常定型化而僵硬的。連詩的形式也非常古板。《詩經》裏麵《雅》、《頌》是四字句。周代的有韻的鍾鼎銘文基本上也都是四字句。”對照《禹王碑》的句式，亦通篇是四言句式，因為《禹王碑》產生於夏代，可知其對殷、周的卜辭、銘文屬於“四字句”及後世的詩歌形式有著深遠的影響。
2.楊慎《禹碑歌》的文化闡釋
在考釋《禹王碑》的基礎上，楊慎書寫了《禹碑歌》。文中，楊慎結合自己尋找《禹王碑》的實踐和對文化的思考，積極倡導複興華夏文學。楊慎一方麵倡導應在近古救亡圖存，從夏禹時代開始追本溯源；另一方麵，積極宣揚大禹形象所凝聚的華夏人文精神，激勵後人。
首先，楊慎《禹碑歌》借引唐宋大家尋蹤《禹王碑》未睹而枉作詩文，或未見《禹王碑》甚至否認《禹王碑》存在之事，批點前人好古名流數典忘祖，虛妄為學做法。《禹碑歌》序言：
禹碑在衡山絕頂，韓文公詩雲：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鬥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虎螭。事嚴跡鬼莫窺，道士獨上偶見之。我來嗟谘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詳詩語始終，公蓋至其地，未見其碑也。所謂青字赤石之形，科鬥鸞鳳之畫，述道士口語耳，若見之矣。發揮稱讚，豈在石鼓下哉。逮宋朱張同遊南嶽，訪求複不獲。厥後晦翁注韓文，遂謂衡山實無此碑矣。再考《六一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古刻臚列，獨不見所謂禹碑者，則自昔好古名流，得見是刻者亦罕矣。餘得此刻於碧泉張子季文，乃撫卷而歎曰：嗟乎！韓公所謂事嚴跡者，信夫。不然，何三千餘年而完整如此？何昔之晦？何今之顯？晦者何？或翳之。顯者何？或啟之。天壽斯文，神飫吾嗜。不必以生世太晚為恨也已。作禹碑歌以紀之。
這段序中批點了四個主要人物：唐代韓愈，宋代朱熹、歐陽修、趙明誠。楊慎引韓愈禹碑詩作為緣起，言其雖到禹碑所在地探尋卻“未見其碑”，隻是聽“道士口語”禹碑的“形模”、“字畫”，便將禹碑描繪得“若見之矣”，楊慎並不讚同韓愈如此的為文態度。同時，楊慎進一步考察歐陽修的《六一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唯獨不見禹碑著錄，批評其數典而忘祖不值效仿。後楊慎言及宋代朱熹、張拭到衡山訪求禹碑未睹，而朱熹注韓詩時卻直接言實無禹碑一事，對此亦表示不讚同。楊慎對四人均未對《禹王碑》進行嚴謹的考釋研究而妄下結論的做法甚為不滿，因此碑文言韓愈“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纖？”言歐陽修、趙明誠“胡為至寶反棄置，捃摭磨蟻捐烏蟾”。言朱熹及張拭“搜奇索秘跡欲遍，舂倡撞和詩無厭”。反映出楊慎與前人學術觀點上的分歧。聯係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其複古的實質是借“舊古”推行自己的“新古”。如在《原道》中，他“虛構了一個‘聖人之道’以及相關的‘道統’，這個道統由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並由文、武、周公、孔子傳到孟子。孟子之後，道統失傳。韓愈則肩負起道統傳人的重任，‘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與孟尚書書》）。”對道統中所言的“仁義”，韓愈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明確把“聖人之道”作為抽象“虛位”，“把文章完全當作明道的工具，是純粹的功利文學觀”。也就是說，道統在韓愈看來隻是虛空的名號，其廣泛征引聖人之道的目的隻是為了宣揚自己的觀念。這樣看來，韓愈作《禹王碑》詩的目的是為了借此表達自己的觀點，所以《禹王碑》是否存在，是否與實證相符已無關緊要。而南宋朱熹在注韓詩時雖對《禹王碑》進行了訪查，但因未見而否定《禹王碑》存在的做法在楊慎看來也是不可取。這與楊慎強調的嚴謹考釋，並倡導回複曆史的真實麵貌的學術精神是相對立的。歐陽修和趙明誠兩位金石大家，在金石專著中沒有收錄華夏書麵文學源起之作的《禹王碑》，在楊慎看來也是不可理解的。劉勰《文心雕龍·原道》言：“夏後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勳德彌縟。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因為有了夏代之文的源起之作，所以才有商周時代文學的發展。又言：“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虯乘翳，則時乘六龍；崐侖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後曆經春秋戰國，才誕生了“屈平聯藻於日月”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離騷》。所以，在楊慎看來，正是在夏代文化的啟蒙之後，華夏文學才出現了《詩經》、《離騷》這樣的不朽之作，也才有整個華夏文化的輝煌。因此楊慎寫《禹碑歌》意在重申夏代文學與文化乃華夏文明之根本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