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提倡財產公有，服務共享，人人平等的社會關係。
毛澤東《學生之工作》一文中還描繪了新村主義的理想藍圖，“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在毛澤東看來，新村的一切都是公有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是平等的，即財產公有、服務共享、人人平等、互助友愛。毛澤東的這些設想與武者小路提倡的新村主義是一致的。新村主義反對私有製和剝削製度，提倡人人參加勞動，平均分配，財產公有，是一種理想化了的自然經濟和絕對平均主義。
可以說，毛澤東的新村主義理想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和農村建設思想的初步嚐試，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這種亦工亦農亦讀的互助主義，是對未來社會的一種改良主義，其主旨是不觸動現存的社會秩序，走改良和獨善其身的道路，而這在當時封建地主和軍閥官僚占統治地位的舊社會是根本行不通的。這種新村主義理想隻能是超越社會曆史發展階段的烏托邦式的空想。因此，沒過多久，新村主義的農村建設實驗便宣告失敗了。在嚴峻的現實麵前，毛澤東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說，由一名早期改良主義青年知識分子發展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然而，青年時代新村主義的夢想和嚐試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巨大的。在建國以後出現的人民公社運動，在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毛澤東新村主義理想的發展和延續。
二、中國農村建設思想的初步形成：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經濟社會處於崩潰的邊緣，其農村經濟社會矛盾特別突出。以知識分子精英為主體的一些學者、專家紛紛為拯救破敗的農村積極奔走，轟轟烈烈地掀起了大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在這次運動中，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統計，先後有團體和機構600多個，在各地設立的實驗區有1000餘處。這次運動注重中國社會最底層的農村，曆時十餘年之久，波及中國中東部廣大地區，對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和鄉村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後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全麵抗戰爆發，鄉村建設運動才被迫中止。在民國時期的眾多鄉村建設運動的機構和團體中，由於政治、文化背景不同，他們的鄉村建設主張、觀點各異，但主要目標都是為了“改造鄉村，改造中國”，並以此達到“民族自救”或“民族再造”的目的。
1．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四大類型
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派別眾多，影響甚廣，筆者以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等人的鄉村建設實驗為代表，把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分為以下四大類型：
（1）平民教育——晏陽初的“定縣實驗”
1926年，晏陽初率領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一批有誌之士，在河北定縣進行了一係列旨在順“民心”、發“民力”的鄉村建設試驗。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的核心在於“教育”，教育是鄉村建設的根本，必須以教育推進鄉村建設。他強調：“一項改革計劃，如果強加予人民，而沒有他們的參與，注定是短命的。隻有人民創造了新的思想意識，鄉村建設計劃才能實現。而新習慣新技能，又隻有通過四個方麵的教育計劃滲入他們的生活之中，才能獲得。”“教育即為引起建設事業中種種活動之動力。”晏陽初認為中國農村問題的病因在於農民的“愚、貧、弱、私”。為破除這四大弊病，晏陽初的“定縣實驗”鄉村建設開展了以“三大方式”、“四大教育”為特色的“六大建設”。即在科學的社會調查的基礎上采用社會式、學校式、家庭式三位一體的三大教育方式；推行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即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通過以上種種手段，達到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晏陽初“定縣實驗”的目的是開啟民智，培植民力，從而實現對農村的根本改造。
晏陽初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為第一信條，一生致力於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事業，他的“定縣實驗”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也使他獲得了世界性聲譽。1943年，晏陽初在紐約紀念哥白尼地動說400周年大會上，與愛因斯坦、杜威等人被評為“當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貢獻的十大偉人”。
（2）文化複興——梁漱溟的“鄒平實驗”
1931年，梁漱溟來到山東省鄒平縣，創辦了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和《鄉村建設》半月刊，開展鄉村建設實驗。梁漱溟“鄒平實驗”的主要內容是：第一，以文化複興為鄉村建設的根本思想。梁漱溟認為，“中國問題並不是什麼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問題——極嚴重的文化失調。其表現出來的就是社會構造的崩潰，政治上的無辦法。中國農村的衰敗在於“中西文化的衝突”，西方文化的入侵使國人喪失“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固有禮俗秩序與組織構造。他主張以複興中國封建傳統文化思想來進行鄉村建設，在中國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創造新文化”，“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以此為解決鄉村問題的唯一途徑。第二，創辦“鄉農學校”這一鄉村基層組織，集“政、教、富、衛”為一體。其實施辦法是，“行政機關教育化”和“社會學校化”，用“村學”代替“鄉公所”，用“鄉學”代替“區公所”，在政治思想上對農民進行倫理道德教育，使“村學”、“鄉學”、縣政府、鄉村建設研究院等一連串組織成為“小家庭對大家庭之倫理的關係”；在經濟上組織各類合作社，並從事農作物物優良品種的推廣；在防衛上訓練聯莊會，組織地方自衛團體，訓練民眾，維護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