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除了這四大類型之外，費孝通等學者的農村建設思想也頗引人關注。費孝通雖然沒有親身參予鄉村建設運動，但他對於農村建設問題有著諸多的研究和思考，他在1936年進行了“江村調查”，開始了他對中國農村建設問題的探索。費孝通1937年寫成的《江村經濟》描寫的是江蘇省吳江縣開弦弓村農民的經濟生活，該書記敘了以費孝通姐姐費達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將科學技術知識送下鄉，幫助農民養蠶製絲、促進生產發展的鄉村建設經驗，這一經驗“使農民增加一些金錢上的利益”，從而達到一種“新的公平的社會組織”的努力。《江村經濟》在最後結論中對20世紀初期的中國農村是這樣總結的：“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簡單地說，就是農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維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是人民的饑餓問題。”針對這一“基本問題”，費孝通提出了農村建設的思路：“最終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辦法不在於緊縮農民的開支而應該增加農民收入。”因此，要“實行土地改革，減收地租，平均地權”和“恢複農村企業”。由此，費孝通提出了解決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根本出路是“增加農民收入”即“富民”。“誌在富民”也成為了費孝通一生追求的理想。為了實現“富民”，使農民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以後的研究中，費孝通從發展農村副業、勞動力轉移以及城鄉一體化等多個方麵尋求解決之道。1940年代的抗戰時期，費孝通在雲南創辦了魁閣研究室，與張子毅等人對雲南三個村莊的社區進行研究，寫出了《雲南三村》一書，從土地製度、手工業和農業等問題入手，對不同的農村社區生活進行“類型比較”，研究如何提高農民的收入問題。在這個時期裏，費孝通對中國的農村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理論研究，他把中國作為一個大的社區進行農村社區研究，先後寫出了《鄉土中國》、《生育製度》和《鄉土重建》等以農村社會學為主題的理論著作。《鄉土中國》一書彙集了《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係維著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血緣和地緣》、《名實的分離》、《從欲望到需要》等十四篇論文，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製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範、社會變遷等諸多方麵分析、解剖了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本色。在《鄉土中國》中，費孝通深入解讀了中國傳統鄉村社會，認為中國是一個具有“鄉土底色”的傳統社會，鄉土社會的核心是“土”，人和土地的關係構成中國農村社會的特殊性。費孝通農村建設的總的思想是：以工業重建鄉土，進而解放農民，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並最終解決中國問題。
曾經在中國熱鬧了一陣的鄉村建設運動，雖然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而中斷，但它在中國農村建設思想史上卻留下了極有價值的一頁。
第一，這是一次由知識分子發起並著力推動的社會改良運動。
鄉村建設運動“盡管參加的很複雜，模式也具有多樣性，但就其基本性質而言，它是一場社會改良運動，即在維護現存社會製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建立公共衛生保健製度以及移風易俗等措施（當然各實驗區的則重點不完全相同），複興日趨衰弱的農村經濟，實現所謂的民族再造（晏陽初語）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語）”。由此可見，鄉村建設運動是一種社會改良主義運動。“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設鄉村，刷新中國政治，複興中國文化。這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運動相對立的，但它也不同於國民黨政府所推行的社會改良政策。在政治傾向上，鄉建派是處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中間派，代表著一部分愛國的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選擇與探索”。
第二，這是中國農村現代化建設的起點。
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是一場在中國近代農村社會產生深刻危機的背景下開展的一場社會改良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不少鄉村運動建設機構和團體都提出了各自鄉村現代化的主張，並開展了深入的實踐。如盧作孚就認為，“中國的根本辦法是建國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設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鄉村運動的目的就“不隻是鄉村教育方麵”，“也不隻是鄉村救濟方麵”，“我們的要求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從現代農村建設思想史的角度來看，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應該是中國鄉村現代化的起點。
第三，是中國知識分子精英深入民間的一次重要嚐試。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是自鴉片戰爭以來，作為受到西方列強侵略的中國的知識界，為了自強圖存而對中國農村發展路向所展開的深入實踐探索，它使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農村建設的研究由理論進入到實證，從農村本身與大的經濟體製和社會變遷連在一起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應該說是一個曆史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