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朱光潛先生的話，與今天學術界的狀況作一番比照，不難發現，我們今天的學術，未免過分強調實用，而忽略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真理性和神聖性。
文史哲人文學科如果單純追求實用，將使人文學走向迷途。
五
畢生都在為學術獨立而訴求而抗爭的，是大史學家陳寅恪。
他的名言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29年，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最早提出這一思想。他在碑銘中寫道：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
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事過二十四年之後，也就是1953年，陳寅恪在撰寫《論再生緣》一書時，又提出：
《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獨勝者，實由於端生之自由活潑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
而1954年，通過《柳如是別傳》一書的撰寫，陳寅恪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升華到吾民族精神元質的高度。
他在《別傳》的《緣起》章裏寫道：
雖然，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闋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婪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柳如是別傳》一書的思想題旨，陳寅恪先生已秉筆直書，就是“借傳修史”，“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特別是1953年與汪籛的談話，陳寅恪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義諦，表述得更加不容置疑。
這就是有名的《對科學院的答複》。
他往昔的學生汪籛受命前來廣州，試圖說服老師不拒絕科學院的邀請，能夠北上就任曆史第二所所長之職。
陳寅恪未能讓弟子如願，反而出了一個天大的“難題”。
他提出兩項假設的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作為擋箭牌”。
當然，毛公或劉公並沒有給他寫“允許證明書”。
當然，他也就沒有北上就職。
他說——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
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
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
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
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他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通觀50年代以後的中國思想學術界，在中國現代學人之中，沒有第二人能夠像陳寅恪這樣，把為學的這種精神義諦保持到如此的強度和純度。
主張並堅持學術的獨立地位和獨立價值，是中國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的傳統，許多學人的力量源泉即本於此。
六
中國現代學術還有重視現代學術分類的傳統。
還有重視通學通儒的傳統。
中國現代學者中，很多都是通儒。比如嚴複、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錢賓四、錢鍾書，等等。
中國學術史自古就有專家與通人的區別。專家精一藝，通人則能開廓風氣，影響當時後世。
比如漢代，列入《儒林傳》的，是博士之學，即當日的經學專家。而太史公、劉向、揚雄等，《漢書》裏各自有專傳，享受的是通儒的規格。
後漢的大儒許慎、鄭玄，治經不專主一家，也是通人之學。
通學、通人、通儒，在學術史上一向有更高的地位。
古代的通儒，是通古今。
現代的通儒，還要通中西。
現代學者的所謂通，具體說包括三目。
一是中西會通——這是20世紀大師的共同特征。
二是四部兼通——可以錢穆、張舜徽為代表。
三是打通文史——陳寅恪、錢鍾書向所秉持的學術理念。
打通、會通、兼通，才能產生思想。
通儒不僅是學者，而且是思想家。
還有通儒尚同。
我附帶談幾句現在學術研究的課題製方式。課題製的好處，主要是規模大的課題，非此不足以完成。局限是不容易創生思想。它更多的時候隻能產生思想的妥協，而不是思想的創生。課題製固然帶動人才，也局限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