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那天上午，我正在湖南參加兩岸論壇，坐在我身邊的張頤武教授給我看一條剛收到的短信，是季先生逝世的消息。當時我十分驚惋。今年3月我還帶著季老喜愛的比利時巧克力和德國鮮奶酪去探望過他，沒想到竟成訣別。我很長時間說不出話來。到了下午，又有朋友告訴我，任繼愈先生也過世了，比季先生早走了四個多小時。雖然兩位先生都是望百之年，但當時心裏仍然有難以言傳的感受。
《解放周末》：尤其在一個大師緊缺的時代。
劉夢溪：是的，大師很少，所以倍感惋惜。而對他們最好的追思，我以為還是設法傳承兩位先生的學術精神和他們的德範。
《解放周末》：近年來，您對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群體作過不少觀察與思考，研究的個案不乏大師級學者。在您看來，要有怎樣的學識、精神、品格才堪稱“大師”？
劉夢溪：大師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比喻性的概念，是對那些在某些領域作出令人景仰的傑出貢獻的專業人士的一種讚美語詞。英國哲學家卡萊爾在總結人類曆史上不同時代的大師之後，得出一段結論性的話：他們是人類的領袖，是傳奇式的人物，是芸芸眾生踵武前賢、竭力仿效的典範和楷模，他們是有益的夥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們令人敬仰，挨近他們便是幸福和快樂。
相比之下，我們一些被稱作大師的人物，內涵似乎略顯單調而平麵。原因是一個時期“大師”的帽子滿天飛，成了一頂任意摘戴的高帽。而如今，人們又談“大師”色變，“大師”幾乎成了並不榮耀的稱號。在藝術和技藝領域，把一些獨到的絕活絕藝稱為大師之作，是有理由的。人文學術領域榮此稱號，要求則比較嚴格。流行與時尚，與學術大師無緣。但季、任兩位先生在各自領域的建樹都當之無愧堪稱大師。
《解放周末》：他們的無愧之處，正是後人應當深深記憶並傳承的。
劉夢溪：學術功底深厚是必然的。任先生是科班出身，家學甚好，為人為學極為嚴謹，一絲不苟。他立言正，言必中，德行謹飭。他的《老子新譯》是一部很重要的著作。由他主編、把關同時也參與寫作的許多大的課題，如哲學史、佛教史、道教史等，影響深遠，功德無量。任先生做的絕不是“掛名主編”。季先生我更熟悉一些，他的風範與任先生不同。他非常樸實、本分、本色，可他學問達致的深度為儕輩遠遠不及，且橫跨諸多學術領域。比如吐火羅文，中國再沒有第二個人，全世界也沒有幾人能懂，已是絕學。季先生勤奮驚人，在住進北京301醫院以前，他幾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去圖書館看書、查資料。他手裏沒有不可用的資料，平凡與不平凡的經曆和經驗，都能夠成為寫作的素材，所以他能寫出《牛棚雜憶》。
《解放周末》：學問之外，兩位先生的治學態度更令人欽佩，這也是他們的學術力量之所在吧。
劉夢溪：學術大家的魅力是多方麵的，為學的堅韌性、思想的正當性、胸懷的包容性和人格的高尚性，往往並存於一身。我們稱他們為大師，不僅是專業成就獨樹一幟，而且因為他們有大胸懷、大智慧。有大智慧的人，德範必定也可圈可點。
《解放周末》：學問的深處，是做人的高度。
劉夢溪：是的，中國本來有做學問和做人相統一的傳統。
《解放周末》：正如人們對季先生的一個評價：最艱難時也不丟掉良知。
劉夢溪：他從不忘師恩。人家批判陳寅恪，他一直保持沉默。他的許多文化隨筆，問題意識很強，有批判精神。他最後幾十年，與社會的公正和學術的良知始終保持心理和思想的聯係。
學術和心術有關，做學問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您曾斷言，中國在近一二十年裏人文學術出不了大師級人物。漢學家讓-呂克·多梅納克曾發問，是什麼讓中國與自身脫離。而我們想問的是，是什麼讓我們這個時代與大師脫離？
劉夢溪：大師級人物是大時代的產物，需要長期的文化積累。文化積累加上時代思潮的刺激，是大師產生的適宜土壤。20世紀前半期，曆史轉型，思潮激蕩，古今中西重新開始對話，一批學富五車、心係家國的學術精英群體活躍在中華大地。嚴複、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熊十力、錢穆、張舜徽、錢鍾書等，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字。季、任兩位先生已經是晚一些的風流餘緒了。
《解放周末》：是因為土壤變了質？
劉夢溪：的確，學術土壤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陳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曾經說過，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個人之間的觀點交鋒，不必芥蒂，但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然而，如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髓已非常淡化了，要重建這種文化精神不是一時能夠做到的。
《解放周末》：例如學術上的“犬儒主義”，不敢把自己的真思想講出來，唯恐得罪什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