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學術研究，如果不把真正的問題講出來，看別人的臉色行事，是做不成學問、搞不好研究的。隻有保持學術獨立，學者人格才會立起來。關鍵是學術要遠離“商場”和“官場”。
《解放周末》：真正的大師都是以自己獨特的思想立身。
劉夢溪：學術的誠信基礎也在於此。季先生講過，學術和心術有關，做學問不要騙自己，不要騙讀者。做到這一步，是有德，否則就是缺德。
《解放周末》：現在學術也在追逐眼球與喧鬧，出現了學術娛樂化、學者明星化的現象，學術腐敗也屢見不鮮，而甘坐冷板凳的學者卻越來越稀缺。
劉夢溪：現象後麵是市場化對學術的浸染。經濟應該市場化，社會卻不能市場化，學術尤其不能市場化。“把大學推向市場”是再愚蠢不過的主張。學者市場化則是學者人格的異化。事實上，學術是不允許有特權的，做學問的人一定要遵守學術紀律，這是治學的通則。
學術歸根結底是靠材料講話，靠真理吃飯。學術本身應該成為學術的目的。王國維、陳寅恪大聲疾呼的就是這一點。當年陳寅恪給北大曆史係學生的贈詩：“天賦愚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說得也是這層意思。人文學術不能過分強調實用。強調實用就難免功利化，從而忽略了為學術而學術的真理性和神聖性。季先生說，“學問不問有用無用，隻問精不精”，大哉斯言！
更主要是文化信仰不能動搖。
《解放周末》：學術失範可以說是近年來社會功利化的一種表現，那麼缺少出色的學術成果，很少有大著述，和傳統文化的斷層，和國學根底，是不是也有一定關聯呢？
劉夢溪：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多次講過，20世紀的大師級人物得天獨厚地具備兩方麵的根底，一是傳統文化和國學的根底，一是西學的根底。國學根底，我們後來者不容易趕上了。西學根底，宋儒和清儒不具備這個條件。所以我說那是乾嘉之後中國學術的又一個高峰期。當然，有高潮就有低潮，學術流變的路漫長而崎嶇。
《解放周末》：傳統的丟失，會帶來心靈的迷失。
劉夢溪：會產生文化失重。當時的學人，由於傳統文化和國學根底深厚，無論走遍幾洲幾洋，文化的根性都不改變，文化的自信力永不喪失。你看王國維、陳寅恪，穿著服飾絕不跟著時代潮流走。辜鴻銘就不用說了。當然更主要是思想信念和文化信仰不動搖。“天而未厭中國也，必不亡其學術，天不欲亡中國之學術，則與學術所寄之人，必因而篤之。”王國維的話，是何等信仰，何等力量。
《解放周末》：是否和學術體製也有一定關係？
劉夢溪：有的。現在大學、專業研究機構為了追求學術指標的“量化”，忙得不可開交。一年不知要填寫多少數據表格。也許這對自然科學是必不可少的舉措，但人文學術這樣做，我頗表懷疑。數量其實並不是學術價值的基礎指標。黃侃去世之前沒有留下多少著作，但沒有人懷疑他是章太炎之後無可爭議的國學大師。
《解放周末》：對啦，您對國學大師的界定似乎比較嚴格，季羨林先生也未見您以國學大師相稱。
劉夢溪：國學的概念炒得太濫，什麼都成國學了。什麼都成國學，就沒有了國學。我比較傾向馬一浮的國學是“六藝之學”的定義。這個定義的好處是直接可以和教育結合起來。不過即使認為國學是中國固有學術，其根基主要還是經學和小學。季先生的學問屬於20世紀世界東方學這一塊，是大師，但不一定稱作“國學大師”。他幾年前已經公開辭去，何必再強加給他。
還有全麵的國家課題製，也不利於學術的發展。特別大的項目，集體製、國家製在所難免。但基本的學術方式，還應該以學者個人著述為主。個人著述能產生思想，產生有深度的著作，而且有學術個性。集體著述，往往是各種思想的妥協。
不能用商業目的來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業化是學術的大敵。“國學”的商業化勢必極大地損害“國學”。
《解放周末》：您到底怎樣看目前的傳統文化熱和“國學熱”？這些“熱”的出現有合理的原因嗎？
劉夢溪：長期的文化斷層，長時間提倡和傳統徹底決裂，使得自己的文化傳統大麵積流失。金耀基先生講的，中國文化的命運是“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見”，我認為是對文化傳承狀況的真實描述。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騰飛，文化傳統的重建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這樣的背景之下，傳統文化熱、國學熱的出現，有其合理性。這是一種複蘇與回歸，就像人們開始崇敬學術泰鬥、渴望國學大師，在大師離去時，全社會都寄予哀思。這種對文化的溫情與親近很可珍貴，可以看作是一次新的文化意識的覺醒。
《解放周末》：有人說現在的“國學熱”是虛熱，您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