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有虛也有實。“實”，是說很多地方做了不少實事。“虛”，是炒得太過厲害。對一種學問來說，無論“虛熱”還是“實熱”，都未必是好事。當年的“魯迅熱”、“紅學熱”如何？大家都看到了。說開來，學術研究不需要動員群眾，真正的學問，不需要也不可能熱，如同錢鍾書先生所說，“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在種種“熱”的背後，難免泥沙俱下，魚目混珠，真假莫辨。
《解放周末》：比如說？
劉夢溪：真古董沒了，假古董出來了。學術書籍裝幀設計越來越好看了，內容卻單薄了。很多題目很好，完成得卻馬虎了。一個問題熱起來，不管有沒有研究，大家一窩蜂地擁在一起，比賽著對自己不懂的問題發表言論。如此下去，學術必然在一陣一陣的“熱”中走向浮躁。甚至哪一個問題是誰最先發現的，誰最早提出了什麼問題，最後連提出問題的人自己也裝在悶葫蘆裏了。
《解放周末》：文化贗品紛紛登場，對真正的學術，對傳承文化記憶的載體是一種傷害。
劉夢溪：當然，我們不能用商業目的來衡量一切，世俗化和商業化是學術的大敵。“國學”如果走向商業化，勢必極大地傷害“國學”。當然這些年的學術進展也是很明顯的。古籍整理的成績最大，許多有價值的典籍都重新出版了。一批有實力的青年學者活躍於學術舞台。隻不過風氣所至，“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即使嚴謹的學者也無以辭避。而“取之無道”者，是不是也並非絕無僅有的孤立存在？我不知矣，我不知矣。
《解放周末》：對大師心存禮敬也許是矯正學術風氣的一種途徑。
劉夢溪：所謂大師，其實是一種文化典範。許多曆史文化的遺存物，比如一尊青銅器，一組編鍾，一座古建築，一個古村落，或者一種禮儀形式，它們本身就是曆史遺留下來的具體文化典範，裏麵藏有本民族文化傳統的一係列密碼。現代人和這些文化典範之間建立某種對話與溝通的機製，是文化信息和文化精神傳遞的必要途徑。學術大師作為一個時期的文化典範，身上也藏有普通人不具備的文化密碼。
《解放周末》：這也就是為什麼無論在哪個國家，中小學生都會時常被帶去博物館、美術館，去瞻仰、參觀，實際上就是要與文化典範建立起接觸、對話的橋梁。
劉夢溪：成年人也不例外。文化典範對文化的傳承與濡化有直接作用。人們在享受現代化帶來的種種便利時，應該身上有文化，胸懷虔敬心，而不是一味地以經濟指標來換算一切。
《解放周末》：文化遺存有一部分是文化的物化載體，保護物質的東西再難也是容易，更難的是文化精神的傳承。
劉夢溪：對。因為物化的東西可觸可看，而文化精神，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需要靠文化所寄之人，特別是大師級的學者來薪火相傳。深邃的學術思想是文化的最高形態，傑出的大學者是學術的“所寄之人”，是國家的榮譽，是“邦家之光”。所以一個文明的國度，一個重視文化的國家，必然重視學術，尊禮大儒。
當下惡搞泛濫，學術討論夾雜辱罵與炫嚇。純潔與莊嚴，成了不被人接受的陌生詞彙。長遠改變之道，應從教育入手。
《解放周末》：可我們正麵臨，能夠代表“邦家之光”的學術大家越來越少了，可以帶領我們與曆史上那些文化典範進行交流的人，越來越難於尋覓了。
劉夢溪：這確實是我們麵臨的最為迫切的問題。症結主要在教育上。曆來文化傳承主要有三個渠道——家族、學校和宗教。晚清民國以來傳統的家族解體了，這一傳承渠道基本上行不通了。而宗教傳承在中國一直居於非主流位置。這樣，隻剩下學校一個渠道了。但傳統的書院向現代教育體製轉變，遺漏了傳道的內容。現代學校從事的主要是知識教育，教師隻教書，不再育人。然而，道之不傳，何以為教？這會極大地影響人文學者的境界。在中國傳統教育理念中，傳道是最重要的一環。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放在第一位。
《解放周末》：所謂道，其實蘊含了許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道的不傳，也許意味著價值觀的模糊與偏失。
劉夢溪：說得很對。古人講讀書明理，明理也就是明道。現在讀書不明理的人，所在多多。理在哪裏？人的本身就具有，隻不過尚處在初昧狀態，需要天下之大道、天地之至理來接引。馬一浮認為，“六藝之道”就是中國文化最高的義理。所以金耀基先生看到我主張中小學教育中應設有國學的課程，以“六藝”為主要內容，而以《論語》和《孟子》開其端，他說這是在現代知識教育體係中，補充了價值教育的內容。
《解放周末》：教育的缺失，必然引發文化的缺失。該如何改變呢？
劉夢溪：反過來也成立，文化的缺失，也導致教育的缺失。文本經典的閱讀，我以為是比較有效的一個途徑。閱讀可以變化氣質，從而轉移社會風氣。還有中學和大學應該設立“修身”方麵的課程。政治化的教材代替不了學子生命個體的修為。《中庸》裏說：“修道之謂教”，“修身則道立”。《中庸》還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等於給我們挑明了修身的直接目標和具體途徑。好學、力行、知恥，應該成為我國國民的公德和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