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深秋，我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達秦皇島再轉乘火車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再過三年，就迎來了解放。此時長之也調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老知識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滿懷，逸興遄飛的，仿佛走的是鋪滿了鮮花的陽關大道。但是，不久運動就一個接一個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開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長滿了荊棘的羊腸小道。言必有過，動輒得咎，幾乎每個人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雲。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赤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即使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幾乎沒有人心懷不滿的。總是深挖自己的靈魂，搜尋自己的缺點。結果是一種中國牌的原罪感壓倒了一切。據我看，這並沒有產生多少消極的影響，對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倒會有一些好處的。這一些人有意與無意地總覺得高人一等。從建國到60年代中葉“十年浩劫”前，中國的老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北大一向是政治運動的發源地，學生思想非常活躍。北師大稍有不同，但每次運動也從不遲到。我在上麵已經說到，長之從南京調北師大工作，我的另一位從初中就成為朋友的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去工作。無巧不成書，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衝擊的對象，成了有名的“運動員”。張的事情在這裏先不談，隻談長之。我在上麵已經說過，他並不讚成國民黨。但我聽說，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確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過隻是書生狂言，也可能與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有關，當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他那部《魯迅批判》。
魯迅幾乎已經被尊為聖人，竟敢“批判”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這有點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這樣。在莫須有的罪名滿天飛的時候，誰碰上誰就倒黴。長之是不碰也得碰的。結果被加冕為“右派”。誰都知道，這一頂帽子無比的沉重，無異於一條緊箍，而且誰都能念緊箍咒。他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隻在圖書室搞資料，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反右後，曆次政治運動，他都是帶頭的“運動員”，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這卻不是他筆下的那種“批判”，而是連靈魂帶肉體雙管齊下的批鬥。到了“十年浩劫”，他當然是絕對逃不過的。他受的是什麼“待遇”，我不清楚。我自己則是自覺自願地跳出來的，反對那一位北大的“老佛爺”，在牛棚中飽受痛打與折磨。我們倆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四人幫”垮台以後，天日重明，普天同慶。長之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雖然仍有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無聲無影地戴在頭上，但他已經感覺到輕鬆多了。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我，嘴裏說著“我以前真不敢來呀！”這一句話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慚愧內疚。我頭上並沒戴“右派”的帽子，為什麼沒有去看他呢？我決不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才不去看他的。我生平最大的缺點——說不定還是優點哩——就是不喜歡串門子。我同吳組緗和林庚同居一園之內，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們。但是長之畢竟與他倆不同，我不能這樣一解釋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
長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個手指已經彎曲僵硬如雞爪，不能伸直。這意味著什麼呢？我說不清。但是，我的淚水卻向肚子裏直流，我們相對無言了。這好像是我同長之的最後一次會麵。又隔了一段時間，我隨對外友協代表團赴印度訪問，在那裏待的時間比較長。回國以後，聽說長之已經去世，我既吃驚又痛苦。以長之的才華，本來還可以寫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共慶升平的。然而竟齎誌以沒。我們相交七十餘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2001年8月29日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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