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罵殺與捧殺》一文中，諷刺了某些文人，不通古文，亂點古書，結果鬧出了笑話。在文中，魯迅所舉的例子出自劉大傑標點、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在這本書中，劉大傑把"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鍾鼓、借枯竹竅、借┅┅"點作"色借，日月借，燭借，青黃借，眼色無常。聲借，鍾鼓借，枯竹竅借┅┅"魯迅說："借得他一塌糊塗，正如在中郎臉上，畫上花臉。"
劉大傑這個錯誤確實犯得很低級。而魯迅的文章又流傳甚廣，所以很多人（包括劉大傑的一些學生）都知道劉大傑的這個笑話。20世紀50年代初，複旦大學的幾個中文係學生，曾做過幾首《教授雜詠》的打油詩，其中"色借青黃借，中郎遂借光"就是諷刺其時正在複旦大學任教的劉大傑的。
讀過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應該知道劉大傑的學問其實相當紮實，做學問的態度也相當嚴謹，那麼，古文底子好，舊學根底深的劉大傑，難道連袁中郎的書都看不懂，難道會犯斷句不當的錯誤？
近日讀陳四益先生的《臆說前輩》，方知個中原委："┅┅一位明白底裏的朋友告訴我，那本由時代圖書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的標點，其實並非出自大傑先生之手，而是一位從事革命活動的朋友（也是一位文化界名人），因生活無著，借大傑先生之名，標點此書，弄幾文稿費謀生的。"〔1〕雖然，陳四益先生上麵這番話乃"道聽途說"，且是孤證，但對這種說法，我是寧可信其有，也不信其無。因為像劉大傑這樣飽學之士，基本不可能犯這樣常識性的錯誤。那麼，這位"從事革命活動的朋友""文化界名人"又是誰呢？為什麼劉大傑甘願為他背黑鍋背罵名呢？在《臆說前輩》另外一篇文章中，陳四益為我們揭開了謎底。此人原來是阿英。"我聽友人告知的情況恰恰相反：劉大傑先生曾說過，標點是阿英搞的，他那時從事革命工作，經濟上比較拮據，需要找點事換點稿費，但他不好公開露麵，所以名字用的是劉大傑。至於標點的疏漏，可能是因為革命工作繁忙，無法靜下心來的緣故吧。解放後，此事已成過去，劉先生從不願談及此事，隻對幾位非常熟悉的朋友談過內情。"〔2〕
我想，很多讀者會和我一樣好奇：為什麼"劉先生從不願談及此事"？當時不談，是阿英"不好公開露麵"？那麼解放後，劉大傑還有必要背這個黑鍋嗎？對這個問題，陳四益以劉大傑學生的身份為我們作了揣測："大傑先生當時既不能道破，後來又不願使朋友難堪，寧可自己背著這罵名。這樣，我才看到了大傑先生可敬的一麵，┅┅"這樣的解釋在我看來十分蒼白與勉強，如果是一般的黑鍋，背了也就背了，但考慮到被魯迅點了名，考慮到魯迅文章的不朽性，那麼，如果劉大傑不出麵澄清這個問題，他活著，背這個黑鍋；死了，還要背這個黑鍋。也就是說，魯迅的文章流傳多久，他的這個黑鍋就要背多久。如此一來，劉大傑的不澄清，是不是"虧大發了"。再說，這個錯誤太低級，低級到了足以讓一個學者名譽掃地；低級到了讓學生也敢肆無忌憚地諷刺他，在這種情況下，劉大傑先生仍堅守"沉默是金"的古訓恐怕太令人費解了。
被魯迅諷刺，遭學生嘲笑，劉大傑卻能安之若素，將黑鍋背到底，陳四益從中"看到了大傑先生可敬的一麵"--虛懷若穀、坦蕩豁達；而我卻從中看到了大傑先生可悲的一麵--膽怯懦弱、萎縮窩囊。我認為，對於此事的真相，劉大傑不是不願說，而是不敢說。既然對方是"從事革命活動的朋友"，是"文化界名人"，是來頭不小背景顯赫的角色，劉大傑哪敢說破？如果冒名頂替者是個身份卑微的無名小卒，而劉大傑仍然這樣堅持將黑鍋一背到底，我當然會像陳四益先生那樣從中"看到了大傑先生可敬的一麵"，而現在，冒名頂替者是個很有背景的角色（名望與身份均不在劉大傑之下），愚鈍如我者就很難斷定，劉大傑是出於大度主動去背這個黑鍋，還是出於膽怯被動去背這個罵名的。考慮到冒名頂替者的顯赫身份，考慮到劉大傑的生性軟弱，我認為後者的可能遠遠大於前者。
說劉大傑先生生性軟弱，不是筆者的輕率之語而是陳四益先生對老師的精彩剖析："大傑先生是有他的弱點的。一個是軟弱，經不起風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時，他便因一段曆史一時講不清楚而去跳黃浦江。┅┅軟弱，使他不能抗爭；┅┅"〔3〕在這裏，我不妨加一句，軟弱，使他不敢說清事實真相，背了一輩子黑鍋，將來還要背下去。（陳四益文章中所提供的僅僅是一個孤證，雖然筆者認為這更接近事實真相，但要說服更多人，僅憑這個孤證遠遠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