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陳四益先生以上的分析，我下麵的結論應該不算武斷：劉大傑在被魯迅辛辣諷刺之後，絕口不談自己被冒名頂替，是出於怯懦而不是什麼大度。所謂"大度"，所謂"豁達"，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借口，不過是掩蓋怯懦的"遮羞布"而已。
有人因為怯懦，不敢說真話，結果背了一輩子的黑鍋；有人則因為怯懦，不敢直麵自己的錯誤或醜行，挖空心思為自己辯解。前者有劉大傑為例，後者有曹聚仁為證。
關於曹聚仁，有人曾做過這樣的評介："曹聚仁先生即使談不上多麼偉大，卻至少屬於'走一個少一個'的類型。我們可以說他是報人、記者、行者，或別的什麼，如統戰人士，但他首先是一位不辱沒職業擔當的作家，一位邊走邊讀、邊讀邊寫的路上文士。"〔4〕關於曹先生是否偉大，關於曹先生的文化業績，本人由於學識淺陋，無法多談。但下麵這段話，足以證明，曹先生在"邊走邊讀、邊讀邊寫的路上"還做了其他讓人羞於啟齒的事，而且，在我看來，這件發生在曹先生身上的事，不僅辱沒了"作家"的頭銜，也順帶辱沒了"人"的稱號。
抗日戰爭時期，曹聚仁曾做過戰地記者。南京陷落那年，曹聚仁因追趕隊伍，途徑皖南小鎮深渡。當時，小鎮沒有旅館，隻有飯鋪。曹聚仁想找一個房間，店夥說樓上有一個房間，不過，要和別的房客夥住，因住房緊張，曹聚仁隻能將就。"哪知房中有兩張床，右邊那張床，住著中年婦女，帶著一位十六歲少女。┅┅到了半夜，那婦人一定要她女兒睡到我的床上。那少女一聲不響，真的睡到我的身邊來了。也就胡裏胡塗成其好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欠了飯店六塊大洋，身邊又沒一文錢，隻好聽店夥的安排，走這麼一條路了。┅┅第二天早晨，我便替她倆付了房錢，還叫了一輛獨輪車，送她倆上路，還送了十塊錢。她倆就那麼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5〕
首先，必須說清的是，曹聚仁的這次"豔遇"，決非如他說是什麼"好事"，而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嫖，因為那一夜，少女出賣了肉體，曹聚仁則支付了現金，如果花錢買性交不算嫖，那麼什麼才算得上嫖呢？雖然，曹聚仁事後既支付房費又額外送了母女十塊錢，但這不能改變這件事的性質，隻能說曹聚仁支付的嫖資較別的嫖客豐厚罷了。
不可思議的是，曹聚仁做了這件事後，竟十分心安理得，仿佛他做這件事是於人有利於己有益，堪成"雙贏"--對方有了回家的路費，自己有了一夜的纏綿。多年之後，回憶這件事，曹聚仁無半點悔意，甚至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得意："我說了上麵第三個事例，希望讀者不必用道學家的尺度來衡量這一類的課題；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臨別時，那婦人暗中塞給我一方手帕。我偷偷地看了。原來是腥紅血跡的白手帕，我當然明白是什麼了。在戰時，如雷馬克《西線無戰事》中所寫的，一位手拿兩隻麵包鳧水過河去的德軍，彼岸的法國少女便投向他的懷中來了。所以，吃飽了飯的道學家，在邊上說說風涼話，實在太可笑了呢！"〔6〕
以上文字，出自曹聚仁的回憶錄《我與我的世界》。曹聚仁寫這本書時已年過古稀，所以文字顯得特別"老奸巨滑"。先是用一句似是而非的"在戰時，道德是放了假的"，把自己洗刷得一幹而淨；接著，又借母女倆之口，告訴我們，他做的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她倆就那麼謝了又謝，把我看作是恩人似的"；最後，他還試圖一勞永逸地堵住所有膽敢對他的行為不以為然的人的嘴。你不讚成少女出賣肉體，你就是道學家；你批評曹聚仁的"胡裏胡塗成其好事"，你就是在說風涼話。另外，曹聚仁還意味深長地提到那一塊帶血的白手帕，真難為了一個老人，事隔多年，這樣的"小事"，這樣的一塊白手帕，他居然還牢記在心。如果不是記憶力好，那就是這塊白手帕有深意存焉，所以，曹先生才會銘心刻骨。
在我看來，那位少女為生活所迫出賣肉體，是屈辱的，也是令人同情令人唏噓的；而曹聚仁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在行軍途中竟然"胡裏胡塗成其好事"，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在我看來，曹聚仁這種行為豈止是渾水摸魚，簡直就是是趁火打劫。（抗戰時期，傅斯年先生曾這樣說："我們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而曹聚仁作為戰地記者，竟然一麵"救火"，一麵"趁火打劫"。如果是在太平盛世，曹聚仁做了這種事，我們可以說他一句"意誌薄弱"，而在國難當頭，外敵入侵的非常時期，曹聚仁做出這種事則是可恥甚至可憎的。當曹聚仁與那位不幸的少女苟合時，放假的，豈止是道德，更有一個記者的良知乃至做人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