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以苛求的眼光來看這件事，那麼，胡喬木的"不承認"也許並非不可原諒。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為了自保，胡喬木的"不承認"想來也屬違心的無奈之舉。如果從顧全大局的角度來看，胡的舉動也可算作丟卒保車的策略。但如此一來，他就把"不好的一麵"留給了下屬。
筆者想申明的是，本文無意雞蛋裏麵挑骨頭，找名人的碴；更不想攻擊一點，不及其餘，抓住偉人的某個錯誤不放。偉人不是完人，犯錯誤在所難免。本文想探討的是，為什麼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兩個方麵會在胡喬木身上"和平共處"；為什麼喬公會給世人留下截然相反的兩種印象？
在我看來，胡喬木矛盾的"兩麵"恰恰源自他矛盾的身份。一方麵，正如詩人袁鷹所說的那樣，喬木是一位本色的詩人；另一方麵，他又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政治家，"他以詩人的熾熱感情和思想家的嚴肅探索傾注於所獻身的革命事業，又由於風雲際會而廁身於複雜的權力中心，親身經曆、親眼看到各種複雜錯綜的高層政治鬥爭。"[11]
是本色的詩人，有眼光有品位，所以，愛才惜才，他力保王蒙，關心張潔，拜訪舒婷，乃至給周作人的書放行，為《芙蓉鎮》辯護，均緣於此；是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所以對"權力"對"官位"不可能不在乎，不可能不敏感。"他當然很重視他的權力與地位"（王蒙語）有一次，他就很激動地對王蒙說："作家敏感，我也敏感！"這樣，當某個同僚（如周揚）或某個下屬（如林淡秋）對他的仕途構成威脅時，他"不好的一麵"就顯露出來了。可以說，終其一生，他的身上一直存在著"士"和"仕"的矛盾。他對王蒙態度的變化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當別人要批王蒙，他因為愛才力保王蒙，但他的保是有限度的。一旦他意識到王蒙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他就會"舍卒保車"了。比如八十年代末，他對王蒙的態度就很不親切了。"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以後他的可愛，他的天真與驚懼都表現得很充分。該年十月我們見麵，他很緊張，叫著秘書作記錄，似乎不放心我會放出什麼冷炮來，也許是怕這一次見麵給自己帶來麻煩。"[12]
胡喬木很賞識也很倚重錢鍾書，曾三顧茅廬請錢鍾書擔任社科院副院長。1982年夏天，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鍾書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這樣一來，胡喬木就不高興了，他把改過的詩作給李慎之看，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麼多，你看怎麼辦好？"後經李慎之斡旋，錢鍾書意識到自己改"錯"了，就給喬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隻能充個'文士'，目光限於雕章琢句；您是'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13]
看來，胡喬木的禮賢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不影響不損害他"'誌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
在官位、仕途不受影響的前提下，胡喬木"最好的一麵"亦即"士"的一麵就顯露出來：溫情脈脈，禮賢下士，十分念舊，也十分重感情；而一旦他覺察到某人或某件事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時，他"不好的一麵"亦即"仕"的一麵就顯露出來：疾言厲色，橫眉冷對，甚至有點神經過敏。
"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織在胡喬木的身上。胡喬木身上的這一矛盾，帶來了以下兩種情況：
喬公身上"最好的一麵"往往隻向作家學者們洞開，因為後者一般不會對他的"仕途"構成威脅；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麵"常常留給了同行或下屬。因為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為了自保，他有時不得不做一些違心之舉。
作為一個本色詩人，難免詩興大發，口無遮攔，說出一些與政治家身份不相宜的過頭話，從而給自己的"仕途"帶來麻煩；作為一個政治家，在某些場合，又不能不板起麵孔打官腔，說出一些讓文人反感的話。這樣一來，喬公竟成了兩麵不討好的人。
我想，胡喬木生前也一定意識到自己身上"士"和"仕"的矛盾，關鍵是造成這一矛盾的曆史原因太複雜，胡喬木對此隻能束手無策，隻能聽之任之，隻能讓自己的"最好的一麵"和"不好的一麵"在別人眼中此起彼伏。
另外，"士"和"仕"的矛盾也可看作是一個特殊時期文學和政治的矛盾在胡喬木身上的"投影"。作為後人，指責喬公身上的"兩麵性"當然輕而易舉，但卻於事無補；對造成"兩麵性"的原因作追根溯源式的探討，或許才有益，才是我們應該去做的。
[1]引自楊絳著：《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58頁
[2]引自季羨林著：《感悟人生》沈陽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頁
[3][4]引自鍾叔河著《念樓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頁
[5][6][7][8][12]引自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見《讀書》1994第11期）
[9][10]引自王元化著《人和書》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148頁
[11]引自常念斯《遠隔重洋憶喬木》（見《讀書》1995年第12期）
[13]引自謝泳著《書生私見》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頁
胡喬木為何提出"長期病休"？
1941年，胡喬木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不久，他開始為《解放日報》寫社論，顯示了很高的理論水平和極強的寫作能力。在文風上，胡喬木和毛澤東有頗多共同之處。毛澤東的意圖，胡喬木能夠心領神會；對毛澤東所作的重要報告，胡喬木總能及時地通過社論的形式加以具體而透徹的論述。
為了開展整風運動，毛澤東在延安作了三次重要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對毛澤東這三次重要報告，胡喬木迅速作出反應，他在《解放日報》上連續撰寫社論，論述整風運動的重要性。在眾多社論中，有一篇社論的標題是《教條和褲子》，在這篇社論裏，胡喬木寫道："毛澤東同誌在他2月1日的講演裏，曾經說今天黨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在一部分黨員中間，還有三風不正的問題，於是你也來呀，我也來呀，大家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尾巴割下來呀，大叫一通，尾巴完事，那麼我們的黨豈不就十全十美了嗎？可惜尾巴是叫不下來的。大家怕脫褲子，正因為裏麵躲著一條尾巴，必須脫掉褲子才看得見，又必須用刀割，還必須出血......。"胡喬木的這篇社論從標題到內容都是對毛澤東的一句話的具體闡述和進一步的發揮。這樣的社論，毛澤東當然滿意。而胡喬木也憑借這些出色的社論，贏得了毛澤東的信賴。
毛澤東信賴胡喬木，還有一個原因是他確實有能力，既勤勉又能幹。1971年夏日，毛澤東南巡。8月底，他在長沙接見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丁盛問毛澤東："胡喬木是什麼樣的人？"毛澤東答："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所以，我們就沒有動他。"“1”
關於毛澤東為何賞識胡喬木，新加坡《南僑日報》上的這段剖析頗為精當："在胡喬木擔任毛澤東主席的政治秘書這一期間，他的思想、修養，獲得極大的進步，深得毛的賞識。他的長處是思想周密，眼光透徹，才文並茂。他隨毛氏到重慶時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種歪曲的指責，都由他在《新華日報》上經常撰文予以駁斥。他的文章，緊湊鋒利，短而有力，學的是魯迅先生的作風，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練的筆調描寫出來警辟動人。"
毛澤東說："你們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
新中國成立之後，胡喬木被任命為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新華通訊社社長，還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當然，這時候的他仍然是毛澤東的秘書。
從1941年開始，胡喬木一直以飽滿的政治熱情追趕著毛澤東的步伐，追趕著時代的步伐。然而，1949年解放後，特別是1957年後，胡喬木明顯感到他追隨毛澤東的步伐有些力不從心。從1957年開始，他經常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1957年初，鑒於當時社會出現的一些不安定的苗頭，毛澤東開始了對關於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命題的思索。這一年，毛澤東就此問題多次發表講話，最著名的就是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和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在講話中嚴厲地批評了黨和政府工作中的官僚主義和其他消極現象，明確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談到所謂群眾鬧事問題時，毛澤東在27日談話中強調："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隻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毛澤東還強調，"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裏，有少數人鬧事，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在這一年3月1日舉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還談到要白花齊放，百家爭鳴。"散花野草也有用處，其中有些可能轉化為香花，香花也可能變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應允許互相批評，批評政府不犯罪。"
就在毛澤東大力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際，《人民日報》卻發表了一篇由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所寫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文章提出這樣的觀點："自從提出百花齊放以後，有許多人隻熱衷開老花，不注意開新花。在這種情況下，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越來越少人提倡了；反對'公式化、概念化'也被用來作為反對藝術為政治服務、藝術應有高度思想性、藝術應作為教育廣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顯然，該文的觀點與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不相符的。毛澤東對此文極不滿意，多次對此文進行了批評，指出："文章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思想方法是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片麵性的，無非是來阻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既然是《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樣的文章，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的胡喬木自然難辭其咎。果然，不久，毛澤東就把胡喬木喊來，狠狠批評了一頓。
"4月9日，毛澤東讓胡喬木、吳冷西去他那裏。毛澤東說，《人民日報》對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無動於衷'，隻發了兩行字的新聞，以後又不宣傳。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甚至連新聞也沒有發，好像世界上根本沒有發生這件事，到是《文彙報》、《新民報》和《光明日報》把旗幟抓了過去，大鳴大放。說到激動處，毛的語氣變得嚴厲起來了。他說，你們不僅不是政治家辦報，甚至也不是書生辦報，而是死人辦報。"“2”
該年4月下旬，毛澤東將24日的《大公報》批給胡喬木，並在報頭寫一段嚴厲的批語："《大公報》、《中國青年報》的理論水平高於《人民日報》及其他京、津、滬各報紙，值得深省改進。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辨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裏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隻能算是第二流報紙。"看到這樣的批語，作為《人民日報》社社長的胡喬木自然會麵紅耳赤，他再也坐不住了，趕忙親自動筆為《人民日報》寫了幾篇社論，緊密配合中央的整風部署。然而，令胡喬木始料未及的是，整風運動突然發生質的變化。
1957年5月中旬，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供黨內幹部閱讀。從此篇文章可看出，毛主席的注意力已從批"左"的教條主義轉向批右的修正主義。當毛澤東準備全麵批右時，他當然需要《人民日報》這個陣地，當然需要胡喬木這個"中共第一支筆"。不過，胡喬木此時已經完全跟不上毛澤東的思路了，毛澤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1957年6月7日晚，毛澤東要胡喬木到他那裏去，同去的還有《人民日報》的總編吳冷西。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對胡喬木作了語重心長的點撥。
"毛澤東看看胡喬木，談到《人民日報》任務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領導力量。毛澤東解釋了4月9日那次嚴厲批評，說當時是百家爭鳴，惟獨馬家不鳴（指馬克思），他發現這個情況，感覺很不妙，就回北京查看此事。當時批評你們死人辦報，是想猛擊一掌，使你們清醒過來。毛接著說，中央黨報辦成這樣子怎麼行？寫社論不聯係實際，這哪裏像政治家辦報？"“3”
毛澤東這番話，有批評有鼓勵，有安慰也飽含希望。胡喬木當然能聽出，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近期工作不滿意，希望《人民日報》能緊跟形勢，緊密配合中央的工作。胡喬木沒有辜負毛澤東的厚望，於6月中旬寫出著名的《不平常的春天》。這篇社論被列為反右派鬥爭的必讀文件，這篇社論表明他終於趕上了毛澤東的步伐，同時也表明他還是有能力完成毛澤東交給他的任務的。
不過，當時的高層領導意見並不完全統一，這樣，夾縫中的胡喬木就顯得左右為難，他因此再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我不看了。"
1958年元旦剛過。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胡喬木參加了此次會議。開會時，胡喬木看到一張傳閱的紙條，紙條是毛澤東親筆寫的：
"吳冷西、總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黃敬、王鶴壽、李先念、陳雲、鄧小平、彭真、喬木、田家英、歐陽欽、劉仁、張德生、李井泉、潘複生、王任重、楊尚昆、陶鑄、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劉建勳、韋國清、毛澤東，共27人，於11日、12日兩天到齊，在南寧開十天會，廿號完畢（中間休息二天到三天，實際開會七到八）。譚震林管中央，總司令掛帥。陳毅管國務院。"“4”
讓胡喬木吃驚的是，《人民日報》的總編吳冷西竟然列在第一，他感到這次會議多多少少與《人民日報》有關係。果然，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作了尖銳批評。
這篇社論的標題是《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發表於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報》。原來，1956年下半年周恩來、陳雲等一線領導為糾正經濟建設規模過大、社會購買力增加過多等問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社論。並"在11月八屆二中全會上，明確了冒進的錯誤和後果，將'保證重點，適當收縮'作為經濟建設基本方針，並依此製定了1957年經濟計劃。"
當時，對這些措施，毛澤東是同意的，但同意得很勉強。這一次，在桂林會議上，毛澤東把自己對反冒進的措施以及那篇社論的不滿一吐為快。"毛在會上批得更尖銳。他逐段逐地批評這篇社論，說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實際上並沒有反右，而是專門反'左'，而且就是針對我。毛還說，社論引用了我的《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的話，看來作者的用意一來不要冒犯我，二來是借刀殺人。但引用時又砍頭去尾，斷章取義，因為一引全文就否定作者觀點了。我寫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鋒芒是針對右傾保守的。社論卻引了我說用急躁冒進的辦法是不對的這些話，作為反對急躁冒進的根據。這是引我的話反對我。"“5”
毛澤東的批評使胡喬木和吳冷西極為緊張。當天晚上，他倆打電話到北京查清了這篇社論的來龍去脈。"原來這篇社論最初是由人民日報編輯起草的。在中宣部討論時，陸定一同誌認為不能用，要重新起草。他請示了少奇同誌。少奇同誌要他根據政治局會議的精神親自組織中宣部的同誌起草。初稿由王宗一同誌起草，在中宣部多次討論、修改後由定一同誌送少奇同誌和周總理審閱。他們兩人都作了一些修改，最後送少奇同誌和毛主席審定。少奇同誌在個別地方作了修改後送毛主席。人們在最後定稿的清樣上看到，毛主席圈了他的名字，寫了'我不看了'這幾個字。"“6”
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胡喬木就向毛澤東檢討。毛澤東則大度地原諒了他。"毛說，不關你的事。那篇社論寫完曾送給我看，我在清樣上寫了'我不看了'4個字，罵我的東西我為什麼要看。"
盡管毛澤東原諒了自己，但胡喬木還是為自己的疏忽陷入深深的自責中。他意識到自己任何一點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鑄成大錯。事實上，他確實沒注意到毛澤東所寫的意味深長、耐人尋味的"我不看了"四個字。如果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看出"我不看了"這四個字至少有兩重含義：一、同意社論的觀點，所以無需看了；二、不認可社論的說法，所以不想看。胡喬木對毛澤東的意圖不能心領神會，所以也就根本摸不透"我不看了"的真正含義。不過，話說回來，即使胡喬木能領會這四個字的真正含義，他又能怎樣呢？胡喬木對毛澤東一向忠心耿耿，但劉少奇、周恩來也是高層領導，他倆認可的社論，胡喬木恐怕也不敢不發。
高層領導之間有不同意見，作為下屬的胡喬木便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盡管他辦事一向小心謹慎，試圖兩邊都討好，但結局卻常常是兩邊都不討好。1957年後，胡喬木經常吃這種"兩邊不討好"的苦頭，他為此擔驚受怕卻也一籌莫展，這種苦頭對他而言幾乎成了一種無法擺脫的宿命。
"你不過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敢不彙報？"
1959年4月初，中央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期間，胡喬木受到毛澤東嚴厲批評。有人認為毛澤東批評胡喬木，是因為胡喬木在"公社決議"裏，公布了糧食產量7000億斤："事情是這樣的：在去年底一次會上，通過公社決議，公布糧食產量7000億斤。陳雲當即表示不同意，並和胡喬木說了，胡喬木卻沒有將此事報告毛澤東。"
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陳雲不同意的並非胡喬木在"公社決議"裏"公布糧食產量7000億斤"，而是胡喬木把難以完成的"躍進指標"寫入八屆六中全會的會議公報裏。關於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葉永烈在其《毛澤東的秘書們》一書中，有詳細的說明，現簡要複述如下。
為實現"大躍進"，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公報，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公報由胡喬木起草。三個多月後，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寫公報時胡喬木遇到這樣的問題：全會討論通過了國民經濟1959年的"躍進指標"，要不要寫入公報？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頭腦比較清醒，他知道這些"躍進指標"難以完成，就建議胡喬木不要把"躍進指標"的具體數字寫進公報。胡喬木沒有聽陳雲的建議，也沒把陳雲的建議彙報給毛澤東，而是仍然把"躍進指標"的具體數字寫進八屆六中全會的會議公報裏："中共全會......提出1959年國民經濟發展的一些主要指標：鋼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一千一百萬噸左右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左右，煤炭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二億七千萬噸左右增加到三億八千萬噸左右，糧食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七千五百億斤左右增加到一萬零五百億斤左右，棉花產量將從今年預計產量六千七百萬擔左右增加到一億擔左右。"
胡喬木沒聽從陳雲的建議，但陳雲也沒放棄自己的看法。一有機會他就毛澤東提出降低指標的意見，1959年1月、4月，毛澤東開始接受陳雲的意見了。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會上，毛澤東說："不能每天高潮，要波浪式前進。"這表明他對高指標的態度有所改變。而胡喬木在寫八屆七中全會公報時，卻把六中全會公報裏的"躍進指標"全盤照搬。陳雲看了直接把意見告訴毛澤東："不應把這些指標寫進公報，這樣很被動。"毛澤東同意陳雲的看法，並且他從陳雲那裏得知，早在六中全會結束時，陳雲就向胡喬木反映過這個問題，並請他轉告毛澤東的。毛澤東這才非常生氣。於是，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突然大談海瑞精神："鼓勵大家學海瑞，說'明皇帝搞廷杖，甚至當場打死，但還是有臣下敢進言。'說完這些以後，他表揚了陳雲，說'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裏'。同時批評胡喬木：'你隻不過是一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敢不報告。"“7”
平心而論，胡喬木的這次挨批評完全怪他自己了。如果說在寫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時，胡喬木沒有聽從陳雲的建議，也沒有向毛澤東反映陳雲的意見，尚屬情有可原（那時候，毛澤東完全不同意陳雲的看法，且態度強硬，把陳雲的意見彙報給毛澤東，隻能激化雙方矛盾），那麼，到了八屆七中全會，毛澤東對"躍進指標"的看法明顯有了變化後，胡喬木竟然毫無覺察，仍重述了八屆六中全會所提到的"躍進指標"，就隻能說明他不僅固執而且遲鈍。你看，陳雲能說服毛澤東，卻說服不了胡喬木，其固執可見一斑；毛澤東的看法明顯改變，作為秘書的他竟毫無覺察，反應之遲鈍也顯露無疑。
作為秘書，如果總是摸不透領導的意圖，挨批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了。
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有驚無險"
1959年6月25日，毛澤東回了一趟闊別32年的故鄉韶山。韶山之行，使毛澤東感慨萬千，有詩為證：
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
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在韶山住了幾天後，毛澤東便從韶山直奔廬山，主持即將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一路遇到的情況，卻使毛澤東眉頭緊鎖：為什麼在城市居民的生活仍然很艱苦，連吃肉吃蛋都很難？而農民的生活則更苦，生產與生活上的許多矛盾還是未解決？於是，他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明確認識，找出問題，調整指標，尋求對策。毛澤東在湖南考察時將形勢總結為三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隨行的周小舟將其概括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可謂深得毛澤東旨意。"
廬山會議開始後，彭德懷從7月3日到7月10日共作了7次發言。以下是其發言的片段。從這些片段可看出，彭總的措辭非常激烈、嚴厲。
"1959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腦子熱了一點。
毛主席家鄉的那個公社，去年提的增產數，實際沒那麼多，我了解實際隻增產16%。我又問了周小舟同誌，他說那個社增產隻有14%，國家還給了不少幫助和貸款。主席也去過這個社，我曾問主席，你了解怎麼樣？他說沒有談這個事，我看他是談過。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任，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1070'是毛主席決定的，難道他沒有責任！上海會議他作了批評，說他自己腦子也熱了一下。
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性質，因此思想教育不能代替經濟工作。毛主席與黨在中國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濫用這種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亂傳主席的意見，問題不少。
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以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8”
彭總這些言辭尖銳的話，令毛澤東始料未及也讓他十分不快。7月10日，毛澤東召集組長會議，討論會議下一步安排。會議決定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作為會議決議。起草小組由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李銳組成。胡喬木任組長。彭總的發言使毛澤東召開廬山會議的初衷發生改變，他正醞釀由"批左"轉向"反右"，而胡喬木卻對此一無所知，所以，在寫"議定記錄"時，他仍然過多地寫了"大躍進"的缺點。結果，《議定記錄》在於7月14日印發後，就招來不少批評，認為這份記錄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更多。胡喬木於7月19日分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進行申辯：
"完全同意把成績說夠。《記錄》（草稿）中沒有把成績說夠，主要是受到字數限製，力求簡要，以至隻講了原則，決不是起草的同誌在看法上有什麼分歧。相信絕大多數同誌對於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現在準備把成績部分展開，篇幅適當擴大。缺點部分也決定根據各組同誌所提意見改寫。主席為會議出的那些題目，主要是為了總結經驗，使'熱鍋上的螞蟻'變成'冷鍋上的螞蟻'。當然，如果對於'大躍進'的成績還有懷疑，那是不可能把經驗正確地總結起來。總結經驗的任務，是與肯定成績一致的。現在的問題是會議已經開了十八天，但是看來真正客觀地、係統地、冷靜地研究經驗的空氣，還不是很濃厚。會議時間不會太長，因此希望研究經驗的空氣能有所增加，特別是研究那些還沒有引起普遍重視的問題。《記錄》（草稿）中關於缺點的原因，說到思想方法上的主觀主義和片麵性時，括弧中有一段話，'對於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國建設經驗和蘇聯建設經驗沒有認真總結和研究'，這樣說是錯誤的，應該改正（按以下接著說的，其實是說明，這樣說並不錯誤）。原來的意思是說，許多同誌在實際工作中對於過去的經驗研究不夠，已經總結過的在實踐中也堅持不夠。這個意思，是毛主席在上海會議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現在在《記錄》中指出這個事實，恐怕還有需要。例如，主席在八屆二中全會小組長會上所總結的一九五六的經驗，許多毛病仍然在去年重犯了。
值得我們回想一下，為什麼這樣？分析起來，我們是又有了一些經驗，而又沒有經驗，這就是矛盾所在。大躍進當然史無前例，但是社會主義又是史有先例的。正是由於毛澤東、黨中央總結了過去的經驗，才產生了十大關係的報告和黨的總路線。在這個基礎上，做具體工作的同誌應該具體地總結各個工作部門的專業性的經驗。總結經驗，要有原則的總結，也有具體的總結；要有政治的總結，也要有經濟的總結。經濟有經濟的規律，社會主義經濟有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正如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中所說的戰爭的規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一樣。去年下半年發生的一些問題，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經濟規律和經濟工作的具體經驗研究得不夠。在這次會議上，需要認真地總結一些經驗。為此就要有總結經驗的空氣，讓參加會議的人暢所欲言，不要感覺拘束，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隻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麼說什麼，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經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虛誇的主要方麵是下降了，但不是沒有了。毛主席要求我們宣傳工作像過去發戰報一樣，確實繳了幾支槍就說繳了幾支槍，一支都不要多。在經濟統計中達到這個目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為此而努力。我們黨在長期中形成了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現在應該恢複這個傳統。"“9”
表麵上看，胡喬木這段發言是在接受別人的批評，實際上，胡喬木是在為自己辯解。特別是後半段，胡喬木強調了正視問題、揭露問題的重要性，呼籲與會者"暢所欲言"並重申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當毛澤東準備反右時，胡喬木這番提倡講真話，鼓勵揭問題的發言，顯得極為不合時宜。事實上，此時的胡喬木已處在懸崖邊上，如果不是後來的迅速轉向，就憑這次發言，他也極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8月2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動員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明確表示目前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問題。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作了長篇發言，正是這次發言，使他化被動為主動，成功化解了一次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機。廬山會議時，彭德懷、張聞天、李銳在發言中曾提到毛澤東有點像"斯大林晚年"，胡喬木針對這一謬論，從六個方麵加以批駁。胡喬木的這次發言，在李銳《廬山會議實錄》裏有詳細的記載：
"
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係、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麼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式化運動？
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少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誌們的意見，怎麼能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麵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蘇共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委、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誌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的工作。
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三十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麵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辨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過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10”
胡喬木這次發言，條理清晰，邏輯嚴密，同時也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因為，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派之前，其領導是正確的，正如鄧小平同誌對他的評價的那樣："總體來說，1957年以前，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是正確的，1957年反右派鬥爭之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比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現象在廬山會議之前隻是略現端倪，毛澤東本人對此也是十分清醒、十分警惕的，後來林彪出於奪權的目的大肆推波助瀾，才使這一現象愈演愈烈的。所以，那時候，彭德懷、張聞天說毛澤東像"斯大林的晚年"本身缺少依據，也就經不住胡喬木這番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