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引自《顧頡剛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67頁
“2”“3”“4”引自顧潮著《曆劫終教誌不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200、122、157頁
自相矛盾的顧頡剛
關於顧頡剛，我以為胡適那番話是十分公允的：
"頡剛在我們友朋中，是低著頭努力的人。他不說空話、不喊口號，也不做什麼《國學概論》、《國學大綱》一類空疏的、無聊的，甚至於抄襲而成的文字。他是有計劃的，勇敢的，就心之所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至，以從事學問與著述......。假若學術可以救國......配的，隻有我們的頡剛，因為頡剛才真真是沉醉於學術的人。"“1”
在做學問方麵，顧頡剛確實肯下工夫。其著述之勤，成果之豐均罕有其匹。
顧頡剛年輕時，對自己也有著透徹而清醒的認識：
"我既不把別人看作神秘，也同樣的不把自己看作神秘。我知道我是一個有二重人格的人：在一切事務上，隻顯得我的平庸、疲乏、急躁、慌張、優柔寡斷。可以說是完全無用的；但到了研究學問的時候，我的人格便非常強固，有興趣，有宗旨，有鑒別力，有自信力，有鎮定力，有虛心和忍耐；所以我為發展我的特長計，願意把我的全生命傾注於學問生活之內，不再旁及它種事務。"“2”
這裏，顧頡剛既道出了他在做學問方麵的特長，也提及了他在處理日常事務方麵的"完全無用"，可謂有一說一，不隱惡不虛美。可是，到了晚年，顧頡剛對自己的評價卻漸漸偏離了正確、客觀的軌道。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顧頡剛說：
"我的性格的第一點是有強烈的責任心。這大概得於遺傳。我的父親對於該做的事情從不躲避，有時正在發燒還挺著辦公，這種責任心在我們蘇州人中是少見的。但我還加上一重後天的學習，則是出於我祖母對於我的嚴格訓練。我自幼由祖母撫養，他對我期望太殷，所以責備也獨厚。我或沒有得到她的同意而買了糖果，或說了謊話和流氓們的話，或和小朋友打架，以及做了其他錯誤舉動，她必叫我把這事寫上紙條，貼在帳子上，早晨剛醒，就令我看著讀著，問我要不要再犯。因為自幼便有這樣的訓練，所以一生對於自己言行無處不負起責任，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3”
"凡於良心（所謂良心，是責任心、正義感、同情心的一個集體名詞）上有不安的事一概不做。"這話聽起來很動聽，但要做到卻極難。我以為，顧頡剛根本沒做到。這裏可以舉兩個例子證明。
做了一件對不起戴季陶的事
顧頡剛在中山大學時曾受到校長戴季陶和校務委員朱家驊的重用。但由於家在北京，他工作起來總不安心。一次，顧頡剛在南京遇到中大校長戴季陶，就向對方辭職。戴季陶極力挽留，他對顧頡剛說："我們這輩人，像樹木一樣，隻能斫了當柴燒了。我們不肯被燒，則比我們矮小的樹木就不能免了。隻要燒了我們，使得現在矮小的樹木都能成長，這就是好事。"“4”
顧頡剛聽了這番話很感動："因為我自己學問雖淺薄，但我懂得我們要研究學問應采取何種方法，研究一種學問應取哪幾種常識，在這舉國興辦大學而大學教授大都不悅學或自己有了某種學問即排斥他種學問之時，我如能多留中大數年，必可使君增高些知識熱，能作專門的研究而又能寬容他種學問，如此，我自己雖毀棄了而能使諸君成就，亦屬得失相抵。"於是，顧頡剛又收回了辭呈。
可是，一到北平，顧頡剛就忘了自己對戴季陶的承諾，死活不肯回中大去了。"一到北平舊宅，開了我的書箱，理了我的舊稿，我實在不忍再走了。諸君，這不是我的自私自利，甘於和你們分離，隻因北平的許多東西是我的精神所寄托的，我失去了三年的靈魂到這時又找著了，我如何舍得把它丟掉呢？"“5”
顧頡剛這番辯白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所謂"精神寄托"，所謂"失去了三年的靈魂到這時又找著了"，不過是動聽的托詞罷了，說白了就是不願"斫了當柴燒"，不願離開北平舒適的窩。當然，顧頡剛有選擇的自由，但他如此朝三暮四，既對不起戴季陶，也會讓別人對他產生信任危機。孔子說，人無信不立，顧頡剛如此隨便承諾，又隨便毀約，別人怎麼會相信他呢？
背後造魯迅的謠，當麵拍魯迅的馬
1926年，陳源在報刊上撰文，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魯迅於當年2月1日發表《不是信》，對陳源作了有力反擊："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
隨著《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中文譯本麵世，關於魯迅抄襲的謠言不攻自破。陳源因為理屈詞窮而顏麵掃盡。其實，陳源這回吃了啞巴虧，因為，最早說魯迅抄襲的不是他而是顧頡剛，他不過公開發表了顧頡剛的看法。對此，顧潮女士在《曆劫終教誌不灰》有詳細的交代：
"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穀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並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並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6”
當魯迅與陳源因為所謂的"抄襲之嫌"而大打筆仗時，挑事者顧頡剛卻躲在幕後捏著鼻子不吭聲。這一方麵表明了他的怯懦--自知不是魯迅的對手，隻敢在背後說幾句捕風捉影的壞話，倘當麵鑼對麵鼓，他就不敢了；另一方麵，也顯露了他的不仗義--陳源是因為發表了他顧頡剛的看法而遭魯迅痛擊的，倘若他能站出來承認這一點，至少也可以分散魯迅的火力點，讓陳源保住一點可憐的臉麵。事實上，顧頡剛對此一直諱莫如深，如果不是其女兒顧潮在書中披露了這回事，幾乎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裏。顧頡剛的"深沉"耐人尋味。
1927年，顧頡剛與魯迅都在廈大任教，成了同室辦公，同桌用餐的同事，這時候的顧頡剛恐怕早就忘了一年前他對魯迅有過一次惡意中傷，他不僅像沒事人那樣和魯迅交往，且涎著臉和魯迅套近乎。顧潮這番話便是明證。
"當時，父親與魯迅之間還是很客氣的。父親所編《辨偽叢刊》之一的宋濂《諸子辨》出版後，曾贈魯迅一冊（見魯迅日記，1926.9.8.）；那時胡適來信囑父親撰《封神榜》序，父親在複信中說：'《封神榜》的序，接信後即從事搜集材料，並將本書看了一遍。隻因到廈門後參考書太少，尚未下筆。魯迅先生已為我函日本友人，囑將內閣書庫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因看書目上有'明許仲琳編'字樣，序文必甚重要。兩星期後，必可得到複書。'"“7”
贈書給魯迅，當然是在討魯迅的好，而魯迅也被他的"假象"所迷惑，居然為他"函日本友人，囑將內閣書庫所藏明本之序文抄出"。不難想象，顧頡剛給胡適寫這封信時，內心是十分得意的，背後捅了對方一刀，還能讓對方為我所用，如此本領，幾人能比？不過，紙終究包不住火，搬起石頭的人一不留神就會砸了自己的腳，一旦魯迅認清了他的本來麵目，他對顧頡剛的印象也就刻骨銘心了。
"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
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8”
那麼，魯迅為什麼要和他顧頡剛"過不去"呢？顧頡剛女兒顧潮在《曆劫終教誌不灰》有過兩種推測。
顧潮在書中提到，1921年底，魯迅作《阿Q正傳》，其中說到"阿Q"之名為"桂"或為"貴"，隻有待於"有'曆史癖與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之門人"的考定了；顧潮認為，魯迅這句話"便是譏諷那年春天胡適著《紅樓夢考證》而父親助其搜羅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9”
顧頡剛在日記裏也提到了這件事："而彼所以致此譏諷者，隻因五四運動後，胡適以提倡白話文得名過驟，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為之輔佐，覓得許多文字資料，助長其氣焰，故於小說中下一刺筆。"顧潮根據以上兩點，得出如下結論：
"由此看來，父親的師承關係注定了他以後是逃不脫魯迅的攻擊的。"“10”
我認為顧潮的推測不能成立。倘魯迅因為顧頡剛的"師承關係"而注定要攻擊顧頡剛，那麼，1927年在廈大，魯迅不可能接受顧的贈書，更不可能為顧頡剛"函日本友人"。
前文曾說過，是顧頡剛在陳源麵前說魯迅抄襲了日本人，後者將這一看法公開發表，遭到魯迅痛擊。顧潮的另一種推測是："為了這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亦結了怨。"“11”顧潮這一推測更為離譜。因為關於"抄襲之嫌"，魯迅一直認為是陳源對自己的惡意中傷，他根本不知道，謠言的製造者是顧頡剛。否則，以魯迅的脾氣，決不可能隻對陳源不依不饒，而對顧頡剛網開一麵。而且，倘魯迅知道顧頡剛在陳源麵前造了自己的謠，他會在廈大與顧"同室辦公，同桌進餐"嗎？會"函日本友人"為顧頡剛找資料嗎？
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一封信中曾說："這四個月中，我的生活不安定極了。去年我初到廈門時，曾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熟知這一句話就使我成了魯迅和川島的死冤家。"“12”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自然不能聽顧頡剛的一麵之辭，要想弄清問題的真相，我們還是讓史料說話吧。以下材料，或出於顧頡剛之口，或出於顧潮之文，其真實性、權威性自不待言。
雖然顧頡剛"曾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但語堂先生沒聽他的話，反而決定聘用川島。顧頡剛失望之餘，向胡適大發牢騷："川島要來了，這使我很怕；這種人的挑撥，未能成毫末之事而失敗邱山之功。語堂先生不察，引為同調，徒然自取咎唳而已。我好在不管事務方麵，且不預備久居，和他不生關係；但惜陳嘉庚先生辛苦得來之錢所經營的事業將為他而減少效果耳。"“13”
問題的關鍵是，川島根本沒想到顧頡剛會勸語堂先生不要聘他，因為，他和顧頡剛是北大同事，也同是《語絲》成員，他很自然地認為顧頡剛會幫自己的忙，所以，他曾請顧頡剛替自己在廈大謀個職位，關於這件事，顧潮在書中說得很清楚：
"父親與川島是北大同事，亦同是《語絲》成員，大概川島曾托父親替自己在廈大謀職，父親盡管從工作考慮不讚成其來廈大，但從私人麵子上考慮不便回絕，所以當得知林語堂有意聘川島時便複書告川島'事已弄妥'，這是私人交往間常有的事，但魯迅知道後認為父親使出'陳源之徒'的'手段'（魯迅致川島信，1926.11.21），或許這就是魯迅說父親'陰險'的依據。而川島抵廈大後，也常在魯迅麵前敗壞父親。"“14”
真的應該感謝顧潮女士，雖然她這番話表述得不夠流暢，但事情的來龍去脈已再清楚不過。原來川島很信賴顧頡剛，所以托顧為自己在廈大謀職，顧頡剛"不便回絕"，也就是說答應了。但他前腳答應川島說願意幫忙，後腳就趕到林語堂那裏"勸語堂先生不要聘川島"，遺憾的是，"語堂先生不察"，竟然將川島"引為同調"，決定聘用川島。顧頡剛聞聽此言，一方麵給胡適寫信，發泄其對林語堂和川島的不滿；另一方麵也給川島去了一封討功邀賞的信，說"事已弄妥"。"事已弄妥"四個字在這裏真的應該好好玩味一下，所謂的"事"就是指川島托他為自己在廈大謀職的事，"弄妥"，是誰弄妥的，當然是他顧頡剛"弄妥"的，這樣一來，川島自然會對他感激不盡。一方麵勸林語堂不要聘用川島；另一方麵，又寫信告訴川島，你托我的事，我已幫你辦妥，如果顧頡剛是這樣一種人，你還會對他有好感嗎？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們除了佩服顧頡剛的"處變不驚"，還能說什麼呢！至於魯迅因此說顧頡剛陰險，"而川島抵廈大後，也常在魯迅麵前敗壞父親"在我看來已經是不如此便不正常的事了。
這件事使魯迅看清了顧頡剛的真麵目，他在致許廣平信裏這樣評價顧頡剛："此人頗陰險，先前所謂不管外事，專看書雲雲的輿論，乃是全部為其所欺"“15”，自此以後，魯迅在文章中，總是以"紅鼻"一詞指代顧頡剛。有人說，魯迅此舉過於刻薄，但我認為，既然顧頡剛"陰險"在前，魯迅"刻薄"在後，恐怕也是可以理解的。而那些對魯迅的"刻薄"津津樂道，對顧頡剛的"陰險"諱莫如深者，在我看來即使不是別有用心的，也是很不公允的。
顧頡剛在文中還曾說過這樣的話："有一個基督教牧師堅勸我信教，他說：'凡人都有罪過，隻有信了教，才可因你的懺悔而得到上帝的赦免。'我說：'我是一生不做罪過的，自己既不須懺悔，上帝也無所用其赦免。'這位牧師驚訝，仿佛這種人是不該有的，但我自問從小受了祖母的教訓已達到了這個階段。"“16”
顧頡剛這番話說得實在太大了，一生都沒做過需要懺悔的事，世上有幾人能達到"這個階段"？難怪牧師聽了要驚訝，我想任何聽了恐怕都會驚得"舌撟而不能下"的。人無完人，熟能無過？顧頡剛一生真的沒做過應該懺悔的事嗎？當然做過，而且不止一件。
1923年，顧頡剛投考北大之時，袁世凱派人在上海暗殺了宋教仁，全國上下大為震怒，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顧頡剛的好友陳翼龍投身其中。當6月顧頡剛離京之前，陳氏把一網籃別人給他的信交顧頡剛保存，並囑其代為作傳留念。顧頡剛自然一口答應。7月底，陳氏被捕，旋即被殺。顧頡剛害怕被牽連，將陳氏一網籃的信件全部焚毀。事後，他說："我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這次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使死者複生，生者不愧乎其言'，我在這句話的前麵是一個徹底失敗者了。"“17”
說自己"一生沒有做過對不起朋友的事情"，又說自己"竟辜負了死友的諄囑"；說自己一生沒做過需要懺悔的事，又說自己"在這句話的前麵是一個徹底失敗者"，顧頡剛的自相矛盾是不是太刺眼了一點？
做學問方麵，顧頡剛極具叛逆性，但在家庭中，卻是一個唯唯諾諾的溫順孝子。"即使父親具有天生獨立的、叛逆的個性和日益增長的學識，即使他在最高學府中能有批判古今權威的勇氣，但是在這種封建家庭的樊籠裏他隻是一個無助的囚徒，對於長上隻有孝敬和服從，卻難以反抗。"“18”
顧頡剛前妻徵蘭生病，顧頡剛一再寫信催請長輩準予妻子去醫院治療，但長輩們置之不理。不久，妻子病重，"他希望將妻子送入醫院，即使無法挽救，也算盡了一份心意，卻被長輩斥為'多費'。病人怕煙怕熱，他提出一些改善居室環境的建議，也被阻止。對此，他憤懣之極，也無奈之極。"“19”顧頡剛妻子徵蘭因延誤治療而於1918年撒手而去。
顧頡剛因不敢和長輩據理力爭，眼睜睜地看著妻子被病魔奪取生命，莫非他在家中如此膽怯，對家中長輩如此忍氣吞聲？那倒也未必，關鍵要看對什麼事，如果顧頡剛認為某事值得抗爭，他發起倔脾氣來，家中長輩也會懼他三分的。
徵蘭是1918年8月去世的，1919年5月，顧頡剛就與殷履安結婚了。
"婚後，兩人相親、相知、相愛。按照舊俗本無蜜月之說，新娘應是'三日入廚下，洗手做羹湯'的，父親打破了這種老例，以給自己醫病為名，攜妻將蘇州園林逐一遊玩；一個多月後一同到杭州為子虯公作壽，又在西湖的青山綠水間盡情徜徉。家中長者對此頗多爭議，說他破例、費錢、不知生活艱難，竟敢做其父所不為之事。但他不以為然，爭辯說不如此便無法治愈自己的失眠症。"“20”
徵蘭患病，為給妻子治病，顧頡剛忍氣吞聲、唯唯諾諾不敢和家中長輩據理力爭；新婚燕爾，為和新婦度蜜月，顧頡剛則理直氣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家中長輩放在眼裏。顧頡剛忽軟忽硬，飄忽得讓人難以捉摸。
不敢違抗家中長輩的命令，沒有將妻子徵蘭送進醫院治療，眼睜睜地看著病魔折磨並最終吞噬了妻子，如果這件事，也是顧頡剛所無須懺悔的事，那他的一生，恐怕確實沒什麼可懺悔的了。
注釋：“1”“2”引自沈衛威著：《胡適周圍》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61、67頁
“3”“4”“5”“12”“13”“16”引自顧頡剛著：《顧頡剛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21、150、151、142、133、222頁
“6”“7”“8”“9”“10”“11”“14”“15”“17”“18”“19”“20”引自顧潮著：《曆劫終教誌不灰》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3、107、100、102、102、103、108、107、31、44、45、49頁
錢鍾書是怎樣住進"部長樓"的？
近日讀楊絳先生的《我們仨》，才知道錢鍾書夫婦自1974年5月後一直棲身於"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我到學部向文學所的小戰士求得一間辦公室，又請老侯為我保駕，回家取了東西，把那間辦公室布置停當。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我們告別了師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許多朋友，遷入學部七號樓西盡頭的辦公室。"[1]
像錢鍾書這樣的人中之龍，竟然不得不以辦公室為家，足見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生活是多麼棲惶多麼窘迫。好在粉碎"四人幫"後不久，錢鍾書就搬進了位於三裏河的新寓所。
"一九七七年的一月間，忽有人找我到學部辦公處去。有個辦事人員交給我一串鑰匙，叫我去看房子，還備有汽車，讓我女兒陪我同去，並對我說：'如有人問，你就說因為你住辦公室。'我和女兒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現在住的三裏河南沙溝寓所。"[2]
錢鍾書的新寓所共有四間房，和辦公室相比，自然一個是天一個是地了。當時，詩人何其芳是錢鍾書的領導，他在參觀了錢鍾書夫婦的新居之後，不禁發出一句由衷的感慨："真想也有這樣一套房子。"連何其芳都可望不可及的房子，其規格、檔次之高就不言而喻了！
畫家黃永玉也住在三裏河南沙溝。"'四人幫'覆亡之後，錢先生和季康夫人從辦公室搬到西郊三裏河的住所，我有幸也搬到那裏，正所謂'夫子宮牆'之內......。房子是好的，名字難聽。'資本主義複辟樓'。後簡稱為'複辟樓'，這是因為那時大家的居住條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紅圍牆圈著可望而不可及的十八幢漂亮的樓房，恰好衝著往來於西郊必經之路上，大家見了有氣。那時時興這樣一種情緒：'夠不著，罵得著。'後來緩和點了，改稱'部長樓'，也頗令人難堪。"[3]
那麼，是誰暗中相助讓錢氏夫婦搬進這處高級住所的呢？楊絳先生在書中給我們透露了一點蛛絲馬跡："我們住辦公室期間，喬木同誌曾寄過兩次治哮喘的藥方。鍾書承他關會，但無從道謝。這回，他忽然造訪，我們猜想房子該是他配給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沒說到房子......。喬木同誌偶來夜談，大門口卻堵著一隻床。喬木同誌後來問我們：房子是否夠住。我說：'始願不及此。'這就是我們謝他的話了。"[4]
對胡喬木的暗中相助，錢氏夫婦當然心存感激；作為局外人的我們也會因此對胡喬木生出一份敬意，畢竟，讓錢鍾書這樣國寶級人物住上好房子乃眾望所歸之事。胡喬木如此禮賢下士，相信很多知識分子會從中感受到一絲溫暖，不過如果把這事往深想一點，我們的心裏卻會漸漸變涼。因為錢鍾書不是因為名至實歸憑自己的本事住進"部長樓"的，而是靠做官的同學暗中出力才如願以償搬進新居的，可見，錢鍾書搬入新居不是對知識分子落實政策，而是一個有同情心的官員動用了一點權力幫助一個理應得到幫助的老同學罷了。胡喬木此舉極富人情味，合情但不一定合理。若按正常渠道，錢氏夫婦能住上這樣的房子，何其芳也有資格住這樣的房子。因後者職稱並不低於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的領導。但何其芳卻是想住而不得。所以，錢鍾書搬入新居這件事，並不能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有望得到解決。某種程度來說，錢鍾書能住上"部長樓"完全是因為運氣好：恰好他有一個做大官的同學，恰好這個同學和他私交不錯，恰好這個同學還極富同情心，幾環中少了一環，錢鍾書就難以搬進新居。胡喬木幫助錢鍾書解決住房問題當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處，因錢鍾書不是根據某項政策某份紅頭文件住進"部長樓"，而是因為某人打了招呼住進去，這就說明錢鍾書是憑借私交從"後門"住進部長樓的。那些沒本事走後門的人，當然會心裏不平衡，發幾句牢騷也就在所難免了。難怪在楊絳先生的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一位喬木同誌的相識對我們說：'胡喬木隻把他最好的一麵給你們看。'"[5]
由錢鍾書這件事，我想到當代另一位知識分子，此人也姓錢，叫錢宗仁。錢宗仁的遭遇十分悲慘。他才華橫溢、勤奮努力，但由於種種原因數度被高等院校拒之門外。盡管命運對他不公，身為新疆某偏僻林場職工的他，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一直堅持自學，學完了全部大學數學係的課程。作家孟曉雲根據他感人的事跡寫了一篇同樣感人的報告文學《胡楊淚》，後有人把這篇報告文學推薦給了時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銳。惜才若渴、愛才若命的李銳開始為解決錢宗仁的問題而四處奔走。錢宗仁的命運由此發生了轉折。
"在他的努力下，也由於新疆自治區第一書記王恩茂及有關部門的幫助，錢宗仁有機會到北京工業學院進修，得到過去就曾十分關懷他的楊維奇副教授的悉心指導。"[6]事情到此，李銳本可以功成身退、心安理得了。但"李銳認為，充分發揮其才華是自己的責任。"再加上錢宗仁當時急於報恩，想做一些於國家、於人民更為急迫的事情，於是，李銳動用一點權力，幫錢宗仁調入《人民日報》做記者，"錢宗仁改從筆政，並很快顯示了新聞工作方麵的才能。"錢宗仁倒黴時，人們普遍同情他；現在他轉運了，社會上卻有了關於他的流言："錢宗仁上報了，錢宗仁進修了，錢宗仁當《人民日報》記者了......在有些人眼裏，這不是正義的勝利，不是對不公正行為的公正的糾正，而是錢宗仁個人的'飛黃騰達'。"[7]
李銳幫助錢宗仁，當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可他也不是根據某項政策來解決錢宗仁的問題，而是動用了一點權力來拯救一個倒黴的人。可見權力是一柄雙刃劍：既可以毀滅一個人，也可以拯救一個人。所以，錢宗仁的時來運轉，並不能讓其他知識分子產生希望。因為錢宗仁的被重用，更多的是靠運氣：若沒有好心的作家給他寫了篇報告文學，若沒有好心人把這報告文學推薦給李銳，若李銳並不是一個愛才若命的部長，那錢宗仁的苦日子也許就永遠熬不出頭。
錢宗仁長期自學的是高等數學，讓他去大學深造或去高校任教，或許還算專業對口，而讓他去《人民日報》當記者，若沒有高層人士運籌帷幄，是一樁根本不可能的事。對眾多和錢宗仁經曆相似的知識分子來說，錢宗仁的"成功"是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及的。誰能奢望自己的遭遇會被著名作家寫進一篇報告文學，而這篇報告文學還被送到一個愛才若命的中組部部長手裏呢？
當年，某些人動用了手中的權力，幾次三番剝奪了錢宗仁上大學的機會；現在，某個人動用了手中的權力，讓他由一個林場職工搖身一變成為《人民日報》記者。身為《人民日報》記者的錢宗仁和身為某偏僻農場職工的錢宗仁，身份不同了，地位不同了，待遇不同了，但有一點卻完全相同，那就是他的遭際和命運，仍然與別人手中的權力緊緊維係著。一個同情他欣賞他的人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讓他一步登天，那麼，一個不同情不欣賞他的人也完全可以動用手中的權力讓他"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隻要權力這柄雙刃劍還在，這種可能性就在。也就是說，即使貴為《人民日報》記者，錢宗仁也並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當了《人民日報》記者，表明錢宗仁的厄運告一段落了。但既然他的命運掌握在有權力的人手中，那麼，誰能保證曾經的厄運不會再次降臨到他頭上呢？
魯迅研究專家朱正在粉碎"四人幫"以前曾受到過開除團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等一係列打擊。撥亂反正之後，朱正寫下這樣的文字："我希望，在我們的國土上，今後不再有人有權把批評他的人開除團籍（或黨籍），不要再有人有權可以把無辜的人列為鬥爭對象而加以處分。在涉及任何一個幹部乃至任何一個公民的命運問題上，我希望任何一個人不要享有太大的權威。"[8]最後一句話尤為可圈可點。一旦公民的命運掌握在大權在握人的手中，那麼，他的升降榮辱就不取決於自己的努力而取決於他的運氣了：碰上李銳這樣的"好官"，就一帆風順，而碰上的若是個"昏官"，則隻能黴運當頂了。如此一來，公民們的境遇就類似於古代婦女了--其人生幸福與否完全取決於嫁給什麼樣的丈夫！
錢鍾書住進"部長樓"，錢宗仁當了《人民日報》的記者，對此，我們一方麵會發出"好人終有好報"的由衷感慨；另一方麵，我們也不無憂慮地從中看到"公民的命運"問題並未得到根本的解決。因為這兩件事表明，"在涉及任何一個幹部乃至任何一個公民的命運問題上"，仍然有人"享有太大的權威"。
當有人用權力這把劍，解救了一個人，你就不能阻止另一個人用這把"劍"去毀滅一個人。所以，一個人手中的權力應越小越好，小到這點權力不足以影響其他人的命運。如此，每個公民都可以自豪地說一句：人生不會虛度，命運盡在掌握！
[1][2][4][5]引自楊絳著：《我們仨》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149、155、157、158頁
[3]引自黃永玉著：《比我老的老頭》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頁
[6][7][8]引自陳四益著：《臆說前輩》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92頁
胡喬木的另一麵
--給楊絳先生補白
近日讀楊絳先生的《我們仨》，才知道錢鍾書夫婦晚年能住進寬敞舒適的"部長樓"，完全得力於胡喬木的暗中相助。
胡喬木幫助錢鍾書解決住房問題當然無可厚非甚至令人稱道，但他的方法似有不妥之處，因錢鍾書不是根據某項政策某份紅頭文件住進"部長樓"，而是因為某人打了招呼住進去，這就說明錢鍾書是憑借私交從"後門"住進部長樓的。那些沒本事走後門的人，當然會心裏不平衡，發幾句牢騷也就在所難免了。難怪在楊絳先生的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一位喬木同誌的相識對我們說：'胡喬木隻把他最好的一麵給你們看。'"[1]
有幸見過胡喬木"最好的一麵"的，當然不止錢鍾書夫婦，胡喬木的校友季羨林也曾目睹了這"好的一麵"："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麼人送給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並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2]
湖南的鍾叔河先生，也在文章裏提及過喬公的"好的一麵"："總之到了一九八五年，當我有了一點點選題出書的可能時，便立即編印了一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後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書。接著又來策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各種......誰知天有不測風雲，《夜讀抄》還沒有印出來，湖南的'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醜陋的中國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質問：'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還能好嗎？'
討論政治非我所長，亦非我所願。幸虧搞政治的人也還有懂文學、懂周作人的，這才使我自己沒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0年那樣的境地。"[3]
鍾叔河提到的那個"懂文學、懂周作人的""搞政治的人"就是胡喬木。
"這內情在幾年之後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黃裳先生來信告訴我：
去冬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並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後到他那裏，他不顧別人反對批準的。談來興趣盎然。
從此我便對喬木有了一種好感。"[4]
從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文中，我們得知，看到胡喬木"好的一麵"並從中受惠的，至少還有以下幾人。
王蒙。1982年，有人想借批"現代派"的機會批王蒙，是胡喬木幫王蒙度過"難關"："一些人'認識'到胡對王蒙夫婦的態度是少有的友好，從而不得不暫時擱置'批王'的雄心壯誌。"[5]
張潔。"胡喬木對張潔的小說與生活也很關切。他知悉張潔婚姻生活的波折與麵臨的麻煩，他關心她，同情她，並且表示極願意幫助她。"[6]
舒婷。胡去廈門時曾到舒婷家去拜訪舒婷。"┅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訪舒婷，如不是空前絕後的，也是絕不僅有的。"[7]
謝晉。"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對於電影《芙蓉鎮》的挽救。。。。胡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提供有關《芙》的從小說到電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電話裏說：'我要為《芙蓉鎮》辯護！'他的音調裏頗有幾分包打不平的英雄氣概。後來，他的'辯護'成功了，小經波折之後，《芙蓉鎮》公演了。"[8]
有"最好的一麵"，自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麵"。如果可以用"溫情脈脈，禮賢下士"來形容胡喬木"最好的一麵"，那麼，其不好的一麵則可概括為"疾言厲色，橫眉冷對"。領教過胡喬木這一麵的人當然也很多，但限於篇幅，本文隻想舉兩例。
周揚。1983年，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報告後，胡大為惱火。因為胡喬木發難，周揚的這場報告後來釀成軒然大波。"事情的實質有些同誌當時就已經看出來了，夏衍就曾對周揚說，這篇文章的問題所在就因為是你周揚寫的。據說，胡喬木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講過，他周揚隻是個中央委員，憑什麼在理論上對黨指手畫腳。"[9]
兩人在理論上有分歧，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可以爭論，可以商榷。但喬公對周揚的指責似乎是不容分辯的，如果一方居高臨下，另一方也隻能低頭認錯了。
林淡秋。林原本在《解放日報》工作，後，胡喬木慧眼識珠發現了他，立即把他調到《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負責文藝部門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林淡秋對胡喬木十分敬重，但後來發生的一件事，使他對喬木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元化《懷林淡秋》一文對此有詳盡的敘述："從這次談話中我知道他（林淡秋）在反右運動中也遭不幸。雖然沒有被戴上帽子，可是被趕出了《人民日報》，降了級，下放到杭州。他說在鳴放期間，胡喬木開列了名單，要他去組稿，讓這些人去鳴放。反右開始，風雲急轉，他受到了批判。我問他是怎麼挨整的，他說胡喬木不承認鳴放期間是他自己指定淡秋向那些人組稿的。這次淡秋和我說起胡喬木，和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報》工作時完全不同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