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古方麵看，我國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不僅肯定了炎帝出生地在寶雞，而且還提出了“薑炎文化”的概念。薑炎文化，顧名思義，是以炎帝為首的薑炎族在其原生地創立的一種地域性文化。若將薑炎文化與寶雞新石器考古學文化加以對照，北首嶺遺址的晚期和福臨堡遺址的中、晚期正好為薑炎文化時期。寶雞市區內有80餘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密集有序，以關桃園、北首嶺和福臨堡三處遺址最具代表性。我們知道，新石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分為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從時限上分，老官台文化約為7000年以前，仰韶文化約為7000～5000年，龍山文化約為5000～4000年。若以此時限與寶雞的新石器考古學文化相對應，寶雞的關桃園遺址和北首嶺遺址的下層屬於老官台文化，北首嶺遺址的中、上層和福臨堡遺址屬於仰韶文化。一般認為炎帝時代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時限約為6000～5000年之間，隨後為黃帝及“五帝”時代。
薑炎文化的特質是農業革命。農業文明以農耕和畜牧業的出現為標誌，表明人們已由依賴自然的狩獵、采集經濟躍進到改造自然的生產經濟。因此，農耕生產的出現，是人類社會經濟的第一次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炎帝創立的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內涵的薑炎文化，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過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中華文明因素的產生做出了積極的貢獻。”霍彥儒：《炎帝與民族複興國際學術研討會觀點綜述》，《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5年第6期，第112頁。據許多曆史文獻記載，在黃河流域實施這場農業革命的首任“領袖人物”是神農氏。如《周易·係辭下》說：“庖犧氏沒，神農氏興，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莊子·盜蹠》也說：“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商君書·畫策》亦說：“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關於神農氏發明農業的傳說記載還有許多。當然，農業革命不能僅僅歸結於神農一人或一族一代，而是眾多先民多代努力的結果。如以後出現的炎帝、列山氏、柱、後稷等，都被稱為“農神”。從考古資料分析，神農氏時代是處於前仰韶文化時期，這也正是中國原始農業的初創時期。將神農的發明與寶雞的考古學文化相對應，正好與神農時代的社會特征、粟作農業相符合。2001年在寶雞發掘的關桃園遺址，出土了多件“骨耜”。這是在黃河流域的第一次發現。與骨耜同時出土的還有大量的石斧、石碾盤、刮削器、骨鏟、骨錐等生產工具。神農時代為母係氏族社會的繁榮時期。社會的分工，男子以狩獵為主，女子以種植業為主。所以說，農業在當時還未占到社會經濟的主要位置。這從關桃園、北首嶺下層等老官台前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生產、生活用具可以看出來。農耕生產工具所占比例比較少，耕作技術還處於點耕階段，生產水平還是較低的。
仰韶文化的中、晚期，是新石器時代的繁榮時期，農業文明有了較快的發展，進入鋤耕農業階段。此時在寶雞渭河流域的部族首領是炎帝。傳說這是神農氏族遷居薑水後而誕生、成長的“第一代”炎帝。炎帝繼承了神農氏初創的農耕文明，進一步推進了農業革命的發展，形成了以農耕文化為主要內涵的薑炎文化。據《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從許多文獻記載可以看到，炎帝是個善於使用火的人物或氏族，他把火從生活擴大運用於農耕生產，豐富了原始先民的農業耕作手段。傳說“刀耕火種”就是炎帝發明創造的。如果說，神農氏發明的骨耜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的第一次革命，那麼，炎帝發明的“刀耕火種”就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的第二次革命。運用這一農耕技術，不僅可以使土地輪休耕種，而且加快了土地的開墾。這較前大大提高了農耕生產能力，推動了農業文明的發展。寶雞渭河流域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大量生產、生活用具，為我們提供了當時的農業發展情況。北首嶺遺址位於南流入渭的金陵河西岸黃土台地上，這裏土地肥沃，氣候溫和，降雨量較多，是一個適宜於發展農業的場所。從遺址發掘看，其仰韶文化堆積厚處可達四米以上，村落形製具有相當規模。從出土情況看，當時的北首嶺人在所有的生產經濟中，“農業經濟居於主要地位”，而且已“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另外，從多墓葬資料說明，“當時社會已存在一定的分工”，在中期以後，“並開始有了不甚懸殊的貧富差別”。這些也都說明了當時“農業已達到一定水平”寶雞考古工作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寶雞福臨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