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或民族的生存之道莫過於“知己知彼”，紀德對這一點尤其看得清楚。他在一生的日記中不時揭發並警惕法國民族性的弱點（他對法國文化的優點雖不自負，卻著實竭盡闡揚的功績）。（輯入全集第九冊頁一〇一——一一六），其中他認為德國人的特長是音樂，正像法國人的是素描。音樂在本質上是最朦朧最帶滲透性的藝術；而素描，相反，則必須具有分明的線條，確切的形式。因此德國人最缺乏個人性，但同時德國人卻最具滲透性。惟其無個人性，故不能離群獨立，所以他服從規律，崇拜英雄。惟其最滯滲透性，他可以融合在任何民族中，因此造成它永遠向外擴展的傾向，這民族性在文化發展上的反映即是德國人的愛好音樂與哲學。而基於同一原因，在文學中德國有偉大的詩人，但獨無像樣的小說家與戲劇家，而德國的小說與戲劇中，尤其難得遇到任何獨創性的人物。與德國人相比，法國人所歡喜的是素描。因此法國人重視形式，喜好“特殊”。他求正確，因此他以批評見稱。
你也許念過一些紀德的論文，幾乎每一篇都充滿著豐富的人性感與精練的睿智。紀德曾稱歌德為“最高的平凡”（Banalité Supérieure），所謂“平凡”也即是最近“人性”；而紀德說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隻應有一種掛念：即是使自己成為最人性的，換言之，也即成為平凡的。躲避人性而隻顧一己的作家，其結果無不成為乖戾，怪異與偏傾。由此，他的結論是：真正個人主義的頂峰是自願地棄絕個性，所以在最個人性的作品中才往往存在著最高的人性。我早說紀德是一個最難解釋的作家。類似的思索，親愛的讀者，每需要你自己去體味，而無疑，這也是紀德下筆的初衷。德國作家中除歌德以外與紀德關係最深的要算尼采。紀德在《論陀斯妥易夫斯基》的那本大著中，不否認曾各別在尼采、陀斯妥易夫斯基、勃朗寧與勃萊克（W.Blake）身上找到了他自己思想的支援，說在他們身上找到了和他自己的“精神上的親屬關係”。如果你對上列四位作家都有相當認識，試把他們每一位的特點取摘了來，再把這四種獨特性融合在一起，加上一位法國作家特有的高度藝術品質，請運用一點你的想像力，縱然你念過紀德的作品不多，你也可隱隱構出一幅紀德思想與藝術的麵目。
由於這信中喀夫加這個名字，我已把話題拉得很長。有什麼辦法？今晚，我隻能想到什麼就說什麼，正像一個氣喘中口拙的使者，從遠處跑來報告你一樁可喜的消息。聰明的讀者，我把一切組織與結論留給你，今夜，原諒我，我隻能作一些無邊的囈語。
再說紀德把喀夫加的小說改編成戲劇而此刻正在巴黎上演，你一定會問：紀德也寫戲劇嗎？是的，紀德全部作品中小說占主要地位，詩最少，戲劇與文藝批評都有相當數量。紀德與戲劇結緣最初頗受他朋友哥波（Jacques Copeau）的慫恿。哥波對法國現代戲劇所盡的功績是將來戲劇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他除對劇藝獨有的貢獻以外，尤其使當代最知名的作家都與劇運發生了連係，對紀德，哥波雖已是晚輩，但由於紀德所創辦的《新法蘭西評論》曾直接促成並助長了他自己所擘畫的“老鴿籠劇場”（Le Thétre du VieuxColombier），紀德無形中也成了這劇場的台柱之一。由於哥波的邀請，他曾幾次在這會場中作過文藝演講（其中最著名的即是紀德連續六次《論陀斯妥易夫斯基》的演講）；他的劇作曾由哥波在“老鴿籠劇場”演出，但這都是第一次戰前與戰後幾年的事情。紀德所寫的戲劇和他的小說一樣獨創一格，幾乎無一不以希臘神話或《聖經》或古代史中的人物作為題材與命名。紀德創造劇中人物獨特的風格，是一種素描的美，不藉濃重的渲染與點綴，而著重於線條的勻稱與完整。紀德認為戲劇中嚴重的錯誤在於把劇中所含的思想看得比表達這思想的人物更重要。在戲劇中，正像在小說中一樣，思想隻應存在於人物本身，隻應是構成這人物的性格與其動作的一部分。它與人物的關係正應像線條之於素描。從這一點看，紀德的劇作在精神上是直接承繼著拉辛（Racine）的傳統。自一九三一的《依迪普》以後，紀德再不曾寫過戲。這次戰事以來，對這方麵像又突然引起興致。去冬他所翻譯的莎劇《哈姆雷特》（Hamlet）在巴黎演出時，曾轟動了全巴黎，引起所有劇藝愛好者的驚愕，而成世界劇藝史上的一樁盛舉。（紀德所翻譯的英國作家除莎翁的劇作外，有勃萊克的《天堂與地獄的通婚》，康賴特（J.Conrad）的小說，並印度泰戈爾詩選，都是法國翻譯界所公認的翻譯上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