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部落與不同血緣的氏族部落雜居越來越厲害的同時，由於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的興起，商人和手工業工匠的來往奔走，混雜於各氏族部落之中，使商人交換的市肆迅速發展起來。又由於戰爭的需要，為了保衛氏族貴族的私有財產和生命安全，於是有圍牆的城垣紛紛建立。這種市肆和城垣，商部落稱之為“邑”。這樣，氏族部落的完整性受到破壞，氏族成員之間的血緣聯係逐漸消逝，而“邑”則成為不同血緣的氏族部落成員雜居的古代都市。雜居的結果，必然是使氏族部落的血緣關係逐漸喪失其本來的意義，喪失其維係氏族紐帶的作用，血緣關係開始向地緣關係轉化，在與夏王朝對抗以及征服葛、韋、顧、昆吾等“國”的過程中，商部落與其他氏族部落間的雜居更加普遍。因此，到湯時，支持湯滅夏的“萬邦”、“萬方”，就都是按地域劃分的人了。湯在動員時說：“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無信，朕不失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這就是說隻要積極與他一起伐夏桀，不管你是那一個氏族部落的人，都可以受到酬勞。反之，則要受到處罰。故後來司馬遷說：商人“其後分封，以國為姓”，就不是以氏族部落的籍別為根據了。於是商王朝這種“國家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緣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
至此，商部落基本上完成了從部落到民族的過渡。但是，由於商王朝王室內部連續發生王位的紛爭：太甲前大權旁落伊尹之手，中丁後又出現“廢嫡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的混戰局麵，再加上從湯至盤庚遷都5次，“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所以，起到盤庚都殷時，商民族才穩定下來，其從部落發展到民族的過程才最後宣告完成。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經精辟地說：在原始社會，由於“勞動本身一代一代地變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麵。除打獵和畜牧外，又有了農業，農業以後又有了紡紗、織布、冶金、製陶器和航行。與商業和手工業一起，最後出現了藝術科學；從部落發展成了民族和國家。”商部落也就是這樣，在原始社會崩潰的過程中，發展成了商王朝和商民族。
三、商民族的基本特征
商民族是一個一切特征統統具備了的古代奴隸社會民族。
商民族有共同語言。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商民族共同語言的讀音已不可考，但是，因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字既是書寫單位，又是讀音的單位，所以商民族所創造的甲骨文應該是其共同語言的具體表現。甲骨文是一個體係完整精密的成熟文字，在十餘萬件占卜甲骨上，總共有近5000個單字。從文字結構上看，除占三分之一的象形字以外，已有以複雜意象表示的象意字，以抽象符號表示的指事字，有比類合誼的會意字，有利用諧聲偏旁組成的形聲字，有“本無其字，依聲記事”的假借字，甚至還有少數轉注字。這就是說所謂“六書”的構造方法均已齊備。可見過去有人說甲骨文是象形文字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甲骨文已經擺脫了純形意文字的束縛，進入了把文字作為符號記錄語言的成熟階段。至於甲骨文的文法結構，據研究也已初步具備了漢語語法的基本形式，句子的組成，主要是主語——謂語——賓語。
更重要的是作為記錄語言的甲骨文，已出現初步的文字形式。在卜辭中常見一些很簡明而生動的單句：“今歲，秋不至茲商。”“令省（巡視）在南廩。”“今日，其從師西，亡哉？”在這裏，以方位詞“西”作動詞用，極賦藝術性。在卜辭中又有不少簡潔而明了的複句：“日若茲晦，其惟年禍！”“方來人邑，今夕不（振）王師！”“大方出伐我師，唯馬小臣兮。”在卜辭中還有表達複雜情況的複句，交代了兩種以上事物之間關係的，如：“王曰：侯虎往（？）（逃逸），餘不棘（急），其合以乃事歸。”“君呼祝（？）曰：孟方供人，其出伐我屯師。高其令東（會）……”並列句采用對偶形式的如：“土方征於我東部哉二邑；方亦侵我西部田！”“我其祀賓（祭名），作（則）帝降若；我勿祀賓，作帝降弗若。”排偶句如：“禘於東方日析，風日協；禘於南方日夾（？）風日役；禘於西方日韋（？），風日彝；禘於北方日伏，風日（烈）。”在卜辭中也有韻味明白而優美的韻語，如“其曰倬人矣！其曰毋矣！毋執矣！”在卜辭中甚至出現了長篇成章的記敘文，《墟書契菁華》卷首八版龜甲卜辭，成篇記錄武丁時西北邊陲告急之事。晚期王室命令多田與多伯出征盂方的卜辭已有60多個字，最長的一條詞刻辭則有150多個字。所有這些卜辭中的排偶句、韻語、複句、長篇的記敘文字、說理文字，以及豐富的格言、乃至成語，都可以總稱之為“卜辭文學”。這就表明商民族不僅有共同語言，而且共同語言十分穩定。
商民族有共同地域。在商民族共同地域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湯起了決定性作用。湯建商王朝後，不僅從黃河下遊發展到了黃河中遊，而且勢力還達到了黃河上遊。對此商民族的後裔在追頌湯時說：“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盤庚遷殷以後，商民族完全拋棄了“不常厥邑”的習慣，其共同地域最後穩定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