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西邊的秦國。秦居處關中，“自雍以東，至河畢，膏壤沃野千裏”，原係周民族先世地盤。周人東遷後，逐歸於泰。其本是犬戎的一支，因護送平王東遷有功，秦襄王始列為諸侯，開始吸收周文化。但在戰國初期的百年中，仍不得參與中原原地區各國的事務，隻能局處西丸可是就是在這個時期內，素與西方諳戎展開了激烈的搏鬥。鬥爭的結果，是活動在陝、甘、寧、內蒙及其以北地區的犬戎．嗣諳、翟、獨、邦、冀、白翟、大荔、義渠、烏氏、腦衍以及白狄的一部分，大多先後被泰征服，有的則轉移到了漠北地區。於是案“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成了華夏民族在西方的一個主要支係。
最後看南邊的楚國。縱橫於漢水、長江一帶的楚國，經過長期的爭霸戰爭，終於成為“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在這種霸威之下，當時楚國東麵的群舒和淮夷諸部就受到楚的控製，在齊國稱霸中原時，楚又乘機滅了弦、黃二國，打敗了徐國；西、南兩麵的群蠻、百濮、盧戎等也多臣服於楚；楚北麵周民族所建立的姬姓國及其它諸侯國或屈服，或被滅，如楚打敗過隨國，滅掉了申國、息國、鄧國，控製了陳國和蔡圖，並插手鄭國的事務。在春秋時期的近300年中，楚國在與齊、宋、晉爭霸中原時，向東、向南部得到很大的發展，至使“蠻夷皆率服”，先後滅了四、五十國，除西周的一部分封國外，還有盧戎的一部分，東方群舒以及淮夷的大部分，商王朝遺留下來的徐國以及東夷的某些小國、群蠻和百濮的一部分，統一了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區，北抵黃河，南達今雲南，成為“地方五千裏”的渙渙大國，以及華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支係。
盡管華夏民族初型橫空出世之後出現了眾多的支係，但是，從春秋時期開始湧起的民族大溶台的潮流，到戰國時期仍以不可阻擋之勢向前奔騰。
三、華夏民族經濟聯係性的加強
曆史唯物主義的常識告訴人們：民族的發育或統一，是與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與商業的發展和經濟聯係的加強分不開的。
戰國以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冶鐵技術的進步，鐵製農具的使用越來越廣泛。《管子·海王》對此作了詳細的記載，其雲：“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者連紹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維、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考古發掘也證明，在戰國七雄的全部地區，都發現有戰國中、晚期的鐵農具或鐵器，例如河南輝縣的魏墓、長沙的楚墓和河北興隆的燕國遺址發現的鐵農具或鑄造農具的鐵範也都在幾十件以上。其中輝縣固圍村的五座魏墓就出土了犁鏵、钁、臿、鋤、鐮等鐵農具58件。這就說明這時鐵農具的使用從南到北已經相當普遍了。戰國鐵農具發現的情況又告訴了我們，鐵器的開始使用在各國變法之前，而鐵農具的普遍使用則在各國變法之後，這不僅表明戰國中期以後，封建土地所有製已經基本形成，也表明各國的農業經濟水平已趨向一致，為華夏民族各支係的統一提供了統一的經濟基礎。
以鐵農具普遍使用為標誌的戰國時期農業的發展，在手工業方麵不僅有新興的冶鐵業與之相適應，而且也大大促進了商業的發展。當時，四方土特產品廣泛交流，例如所謂昆山之玉、隨和之寶、太阿之劍、西蜀丹青均已輸入泰國。《呂氏春秋·本味篇》所記載的各地美味物品，也說明了交換的廣泛。為了換取高額利潤，在所謂“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的過程中，商人們為了“市賈(價)倍”，不顧“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奔走於四方。這種情況，戰國時期墓葬的考古發掘也提供了有力的例證。與鐵農具普遍使用的情況一樣，金屬鑄幣的廣泛流通也是在各國變法後，封建所有製確立的戰國中期。例如輝縣出土的“梁正尚金尚(當)寽”平首布記有鑄造地名和幣值單位，而且這些布幣已經脫離農具的樣式，形體較小，鑄行數量很多。貨幣發展史告訴我們：標明幣值單位的鑄幣，表朋貨幣已從商品貨幣變為符號貨幣；鑄幣重量的不斷減輕，又表明鑄幣所具價值符號的性質日益加強。這就反映了鑄幣流通的廣泛。還有，在屬於戰國晚期的鄭州崗杜第139號韓墓出土了一種形體更小的平首布，已知其鑄造的地名有96處；山西芮城發現的窖藏出土的460餘枚布幣，鑄造地名有魏、韓、趙、燕等國的20多處；北京呼家樓發現的窖藏出土布幣的鑄地達50多處。這時不僅表明戰國晚期各國間已發展了廣泛的貿易關係，也表明了各國間經濟聯係的進一步加強，為華夏民族各支係的統一在共同經濟生活方麵創造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