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人們尊稱為“詩聖”的杜甫來說，他生於河南鞏縣的瑤灣，出身子官僚家庭。由於經曆了“開元盛世”，又經曆了安史之亂，所以他與以現實主義為基礎，把浪漫主義傳統推向了高峰的李白不同，他是以其早期詩歌“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浪漫主義色彩為開端，繼往開來，登上了現實主義傳統的高峰，成為各民族文化大融彙結晶的又一個典範。杜甫的傳世傑作《兵車行》、《麗人行》、《三吏》、《三別》以及《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複河南河北》等，都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時代的重大事件，是人民的呼聲，也是時代的呼聲，不僅集北方文風之大成，也集自《詩經》以來現實主義傳統之大成，所以他的詩被公認為“詩史”。
此外，漢族傳人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王之渙等以邊塞生活和西域風光入詩，在反映邊疆風光和戰爭生活的同時，也描寫了少數民族的風俗以及各族人民之間的相互往來，被稱為“邊塞詩人”。如高適的《燕歌行》，雄厚深廣、悲壯淋漓，發揚了北方文風的現實主義傳統，不愧為邊塞詩中的一篇傑作。又如岑參的邊塞詩，繼承了南方文風的浪漫主義傳統，顯出奇情異采的藝術魅力“軍中置酒夜過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塞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於貂鼠袍”等奇句還反映了邊塞各族人民之間互相來往，共同娛樂的生動情景。所以岑參的詩“人人傳寫，雖閭裏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為各族人民所喜愛。還有王昌齡被推為唐人七絕壓卷之作的《出塞》詩，李頎警辟深刻、動人心弦的《古從軍行》，以及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弧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的名句，等等，都體現了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彙，使邊塞詩成了唐詩中別有韻味的一顆明珠，以至唐朝的詩人無論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至少都有一首邊塞持，甚至上至掌國事的政治家、統率軍隊的將軍，下至販夫走卒，以及不知姓名的鄙人，也都會做一兩首邊塞詩。
還有中唐許多詩人，如白居易、劉禹錫、顧況等的詩歌，則受湘鄂西、川東巴人民歌“竹枝詞”的很大影響。尤其是劉禹錫，其在流放巴楚時，學習當地民歌俚調改作新詞，致使《竹校詞》盛行於世，後代不少詩人紛紛效仿。至於與白居易齊名的北魏宗室鮮卑族的後裔元稹，則作為已同化為漢族的詩人，直接為漢族文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從上可見，無論是“邊塞詩”，還是“竹枝詞”，都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彙在詩歌方麵的具體例證。
同樣，唐朝音樂、舞蹈盛況空前，也是因為異花受粉，大量吸收了北方和西域少數民族乃至外國優秀的音樂、舞蹈的結果。
經過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同化，少數民族音樂流行於中原地區的主要有鮮卑、龜茲、疏勒、西涼、高昌、康國等音樂，經過二百年左右與漢族音樂的融合，到唐時，胡樂更是盛行。據《新唐書·禮樂誌》記載，隋唐時四方少數民族音樂傳入的有14種之多。隋煬帝定九部樂，唐太宗改為十部樂，即燕樂、清商、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十部。其中漢族傳統音樂僅燕樂是唐自創，清商樂是漢魏南朝舊樂，西涼樂是十六國時由中原舊樂與龜茲樂融合形成以外，其餘均從少數民族或外國傳入。唐高宗以後，唐藝術家在繼承漢民族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彙了少數民族以至外國音樂的精華，形成了坐、立二部樂，畝李壽墓石刻線畫即清楚、完整地表現了唐立部樂和坐部樂的演奏情況。唐代傑作《霓霸羽衣曲》的創作就是漢樂與胡樂融合的典範。此曲是開元年間唐玄宗在登三鄉驛，望女兒山的時候，對看山景，心中忽然興起了登月宮去聽音樂的奇妙幻想。遊山歸來，就開始作曲，想把這個幻想用樂曲的形式描寫出來。開始寫了一半就擱了下來，後來碰巧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獻一文印度的《婆羅門》曲，玄宗覺得正合他要寫的作品的意境，就毫無畏懼、毫無顧忌、毫無束縛地借用和吸收了《婆羅門》曲作為素材寫完了全曲，天寶十三年(公元750年)宮廷命令將《婆羅門》曲改名為《霓裳羽衣曲》。從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唐朝漢樂與胡樂(包括外國音樂在內)的融彙是多麼合諧、自然。範文涵同誌高度評價說：“《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漢樂與胡樂融合發展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