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宋遼夏金元時期民族同化風雲的再起）
“曆史的發展是曲折的，遷迥的。”唐以後，中國又進入了一個大分裂、大動亂的曆史時期，又出現了漢族人民大批南移，北方少數民族大量內遷的曆史現象，民族同化的風雲再起。
漢民族經過魏晉南北朝的大同化，在唐代大融彙的新基礎上，相對穩定了一個曆史時期後，在曆史上驚人相似的重演中，又開始了新的大發展。五代十國時的後唐、後晉、後漢就是西突厥的沙陀族人李克用、石敬塘、劉知遠分別所建。10世紀初，形成漢族的北宋、契丹族以遼和黨項族的西夏以“三國鼎立”。12世紀初金滅遼、滅北宋後，又出現了女真族以金國與漢族的南宋“南北對峙”的局麵。直到公元1276年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滅南宋，統一全中國，在被征服的民族危機麵前，漢民族又麵臨著嚴峻的考驗。但是，正如曆史進程所表明的那樣，通過這次民族危機的考驗漢民族的穩定性再次得到證明，漢民族的內聚力和吸收力再次得到表現，就是在被征服的過程中，漢民族先後同化了契丹族、黨項族、女真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同化風雲的再起中又一次得到了大發展。
與魏晉南北朝時期一樣，宋遼夏金元時期的民族同化，也是從民族的大遷移開始的。拿遼來說，公元907年阿保機建立遼國後，便大舉侵掠漢族地區。公元921年，入居庸關、掠檀、良鄉、遂城等10餘城，並俘獲大批漢族居民而返。公元938年，燕雲16州又歸遼。為了安置這些被俘獲作為奴隸的漢族人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從阿保機到遼太宗，先後建置了許多“投下州縣”。這樣在遼國的疆域內就出現了契丹族與漢族，以及與奚族和勃海國人雜居的局麵。金更是如此，從阿骨打反遼到吳乞買侵宋的初期，經常把擄獲的大批漢人遷入東北，特別是在黑龍江流域地區，形成了漢族與女真、契丹等族的交錯雜居。後來，隨著金統治地區的擴大。金統治者先後4次把女真族的“猛安謀克”遷入中原地區，正如文書所說：“女真國土人散居漢地”，“棋羅星列，敬居四方”遷入人口之多，僅第4次，即宣宗南渡後，把河北的“猛安謀克”遷入河南的軍戶有100多萬人，經過淘汰後，還有“四十二萬有奇”。於是，在華北地區也形成了漢族與女真、契丹等族交錯雜居的局麵。
民族同化作為一種曆史現象，而且是發生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曆史現象，當然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民族同化的深入，當然也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而要擴大群眾隊伍，即要加快民族同化的速度，加深民族同化的深度，就必須勾通民族的心理。在這方麵，各族人民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有看特殊的意義和作用。這種切身利益，即階級利益的一致，不僅把雜居在一起的各族人民更緊密地聯係在一起，而且在加深互相了解的基礎上，逐漸消除了民族隔閡和成見，不斷勾通了民族的心理，民族同化的這種深層發展，促使民族界線逐步消失。遼、夏、金三國在征服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民的過程中，都逐步形成了各族剝削階級的聯合統治。遼建國不久，即建立了“以國製治契丹，以漢製待漢人”，北南並列的兩套政治行政製度。聖宗時，漢人韓德讓以南院樞密使兼北院樞密使，進封為大丞相，總管全國事務，這就標誌著契丹族與漢族剝削階級在政治上的聯合。西夏建國後也建立了蕃官和漢宮並行的政治製度。毅宗時更是大量吸收漢族人做官。全國建立了一個多民族的最高統治集團。世宗時，參與統治核心的女真貴族有22人，漢入有14人，契丹、渤海各2人。
各族剝削階級在政治上的聯合，使得本來較尖銳的民族矛盾有所緩和，而階級矛盾則有所突出，這就使各族勞動人民容易看清民族壓迫的本質就是階級壓迫，有利於民族隔閡和成見的消除。遼、夏、金都發生過各族人民的起義，反對他們的共同敵人，即各族剝削階級的聯合統治。遼各族人民聯合反對各族剝削階級聯合統治的一個高潮是渤海大延琳起義。本來遼滅渤海國後，允其維持原來的製度，不僅無鹽酒等稅，而且關市商稅也較少。但聖宗時漢族人韓紹勳為戶部使，強對渤海居民征稅。戶部副使王嘉又令渤梅居民造船，將粟米運往燕地。渤海居民不堪忍受，於公元1029年8月在東京起義，推大延琳為首，建國號“興遼”，年號“天慶”。鄰近的女真族人也起而響應。起義堅持了1年多才遭失敗。在金國，海陵王組建多民族成分的昂高統治集團之時，正是各族人民聯合反抗之日。除山東開山趙和東海張旺、徐元領導的漢族人民的起義外，最著名的是契丹族人撒兒、窩斡等領導的起義。為反對征兵，契丹譯史撒兒等殺金招討使起義，於是西北路各族人民奮起響應，形成了一支巨大的起義洪流。後窩斡攻下臨潢府，於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12月稱皇帝，逐年號“天正”。這次起義一直堅持到大定4年(公元1164年)5月才被金世宗完全鎮壓下去。在這種反對共同敵人的鬥爭中，各族勞動人民從本民族的狹小眼光中進一步團結起來，加強了聯係，加深了了解。這種共同鬥爭象吸塵器一樣，消除了蒙在民族關係上的灰塵，即民族隔閡和民族成見，勾通了民族的心理，使民族同化，在群眾隊伍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期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