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劄，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謹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大君子者，未有不賢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孔於在這裏所設計的社會政治藍圖，完全是從“天下為家”的現實階級社會的實際為基礎的，是階級社會中有正常秩序的社會政治生活，是人們經過一定的努力有可能達到的．
儒家的這種小康思想，積澱在漢民族的共同心理索質之中，演化成自給自足的小農價值觀。自古以來，漢民族人民．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所追求的是安定、溫飽、平穩的生活，希望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中，能“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更希望能做到“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在小農價值觀的支使下，漢民族長期保存著重農桑、尚節儉、不好工藝、不善商賈、敦厚誠實的古樸民風。《正德蘭溪縣誌》即雲：蘭溪之民“男勤生業，鮮馳狗馬；女事紡織，不出閨門。”《嘉慶武義縣誌》亦雲：武義之民“樂田畝”，“民務農田，不為商賈、技藝，男不為廝役，女不作婢妾。”很多地方的民諺俗語也反映了這種小農的價值觀，如浙江江山縣就有“生意錢六十年(指一代)，種田錢萬萬年”；“千樣味道不如鹽，千樣行業不如田”的俗諺。事實上，直到現在，一些比較僻遠的山區、邊地的漢族農民仍然抱著小康思想演化成的小農價值觀，用農民的口頭語來說，就是“吃吃做做”就成了，何必要花大力氣去發大財呢？有一段對話十分形象和深刻地表現了這種小農價值觀。一個老漁民每天釣兩小時的魚，賣掉後即可維持生活，還略有結餘，一個年青人覺得這個老漁民本事這麼大，市場上魚又緊俏，於是就去問老漁民：
“你可不可以每天多釣小時魚？”
“多釣幹什麼？”
“多釣魚可以多賣錢啊！”
“多賣錢幹什麼·”
“多賣錢可以積起來去買魚船來打魚啊！”
“多打魚幹什麼·”
“多打魚可以賣更多的錢啊！”
“賣更多的錢幹什麼？”
“賣更多的錢可以辦魚船隊！”
“辦魚船隊幹什麼·”
“辦魚船隊可以打更多更多的魚啊！”
“打更多更多的魚幹什麼·”
“可以賣更多更多的錢啊！”
“賣更多更多的錢幹什麼·”
老漁民為什麼不打算、也不想不斷發展自己的漁業呢·根本的一點是由他的小農價值觀決定的，他認為釣兩個小時的魚足以維持他的生活了。這種隻求安定、溫飽、平穩的小康思想，至今在漢民族中，特別是在農民中仍然是有一定市場的。
對儒家思想有深刻研究的李澤厚說過：
“儒家並非絕學，不是甚麼快要毀滅從而需要趕緊挽救或恢複發揚的東西。這是一種活生生的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現實存在，其中包括優良的東西，也包含有很壞的東西。正因為它是文化心理的現實存在，已經浸入無意識的深層，這便不是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
正因為此，所以：
“即使廣大農民不讀孔子的書，甚至不知孔子其人，但沉浸和積澱在他們的行為規範、觀念模式、思維方法、情感態度……等等意識和無意識底層的，主要仍是孔子和儒家的東西”。
確實，在中國900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的近12億漢族人，雖然由於方言不同，往往會造成一定的語言交流的困難，但是無論是在東北的齊齊哈爾，還是海南島的“天涯海角”；無論是東誨之濱的上海、杭州，還是黃土高原的蘭州、西寧；無論是聚居在中原大地上的漢族；還是雜居在雲貴高原的漢族；甚至台灣、香港、澳門的漢族同胞，乃至僑居海外的華人，他們的服飾、姿態、儀容；他們的笑臉、語調、表情；他們提出的問題、意見、看法、行為模式……都是那樣的相同或相似，似乎都有著那種可以會意的儒家風度、風範和風姿。是啊！在2000多年的曆史溶爐中，儒家思想的積澱已經築成了漢民族共同心理的長城。
（第二節道、佛思想在共同心理上的積澱）
漢民族的形成是“異源合流”的結果，漢民族的發展又是“異源彙流”的結果，因此，漢民族的特征呈現出多元的形態。這樣，雖然儒家思想的積澱築起了共同心理的長城，但其它各種思想，特別是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也不斷積澱於漢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質之中，成為共同心理長城的組成部分。
熟悉中國思想史的人都知道，在漢民族不斷同化其他民族而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麵是儒家思想始終保持著正宗的地位，但另一方麵儒、道、佛三家思想也不斷發生相互交流的情況，如宋代儒學吸收道教的宇宙觀和佛教的哲學觀點建立了理學（又稱道學）的思想體係；唐代的司馬承楨引入了儒家的封建等級觀念和佛教的輪回報應、律宗誡條，融合南北兩派統一了道教；佛教天台宗與道教的圓通，華嚴宗與儒學的圓通，唐後期華嚴宗兼禪宗僧人密宗作《華嚴原人倫》就承認釋迦、孔子、老子都是至聖，凡此等等，諸多關於中國哲學史或中國思想史的著作都有詳細的論述，本書在此不贅，而專就道、佛二家思想在漢民族共同心理素質上的積澱作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