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橫掃河西，對沙州戰事長達近二十年之久，敦煌的佛教也受到巨大的衝擊和影響，大量僧人參加戰爭，莫髙窟洞窟的開鑿均因戰爭而先後不得不中途未竟而止，多達二十多所洞窟，如有莫高窟第23、26、32、33、44、47、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rt188、199、202、205、216、218、225窟等。[⑷戰爭使得佛教耐以存在的物質和經濟基礎遭到破壞，中西交通中斷也使得佛教交流和佛經的傳布無法正常進行，況且吐蕃殺虜成性也動搖了僧人們的信心，因此無論在人力、物力、財力，甚至在信仰世界等，均在吐蕃戰事麵前使得敦煌的傳統佛教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混亂和恐慌之中。盡管吐蕃是個佛教政權，但畢竟在具體的宗教派別上和沙州佛教有別，正如後來的“吐蕃法諍”一樣，他們對漢人佛教並不是十分支持和讚同的。在中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敦煌石窟中見不到有吐蕃人作為供養人或功德窟主而開建的洞窟，似乎表明了這一現象的存在。吐蕃又是一好戰而較為野蠻的遊牧民族，殺虜成性，與佛教本意相背。綜合多種因素，當時敦煌人們特別是佛教界，似乎感到了一種危機，有似於“未法住世”思想流布的情形，故而我們在《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看到幾乎諸品均有即為該經主旨思想的護法思想貫穿全卷，處處教人們如何歸敬三寶，如何護持流通供養《金光明最勝王經》，如何進行財施和法施（特別強調的是法施）。更為重要的是經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的如何恭敬法師之事，因為法師是佛教的代表人物。經中對國王人王的種種利益誘惑和要求，是對佛教前途的如意算盤。同時我們也看到全經所表達的護世護法思想，所有的一切最後歸結為一點便是怎樣護法的問題。護世與護法二者是相符相承的，誰也離不開誰。由此可見吐蕃統治敦煌之初兩鋪《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的繪製是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曆史原因的，是有意而為。
借助施萍婷先生主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查閱敦煌遺書中的敦煌曆代寫經，發現在占敦煌遺書總數目絕大多數的佛經寫本中，除過《大般涅盤經》、《妙法蓮花經》、《大乘無量壽經》等之外，《金光明最勝王經》與《金光明經》（主要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是較多見到的佛經寫本，共計有一千多條目，數量可觀，如此大量的《金光明經》和《金光明最勝王經》的寫本，彌補了洞窟壁畫相應經變畫少見的不足，也說明了該經信仰在敦煌曆代的盛行非同一般。其實《金光明最勝王經》以“眾經之王”自稱，又有著眾生信徒所需要的各方麵內容，強烈的護世護法思想，特別為人們承諾的無所不包的功德利益、福德果報的巨大誘惑，是該經必然要受到人們普遍信仰的客觀條件。
下麵我們對敦煌遺書中有關金光明信仰的條目作以簡略索引：
P.3668《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九》有題記：
辛未年二月四曰弟子皇太子睢為男弘忽染痢疾，非常困重，遂發願寫此金光明最勝王經，上告一切請佛、諸大菩薩摩訶薩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祿、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長、押門官、專使、可口藍官，並一切幽冥官典等，伏願慈悲救護，願弘疾苦早得痊平，增益壽命，所造前件功德，唯願過去未來在數生己來所有冤家、請主、負財負命者，領受功德，速得生天。
和P.3668有相同或相似題記內容的還有S.980《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二》、S.6884《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二》、S.2981《金光明經卷第一至第四》、P.2203《金光明經卷第一至第四》、北1845《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
《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特別強調了鬼神的地位，有雜密的性質，而在當時敦煌人的抄經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人們對該經信仰極其複雜的一麵，把《金光明最勝王經》信仰和中國傳統的道教神靈並民間鬼神思想相結合，因為作為護國護世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必然要和各種有相同功能的眾神靈平等化。可以說《金光明最勝王經》可以滿足信眾的一切需求，因此被廣為抄寫供養。P.2274《金光明經卷第七》題記大中八年(8必）五月十五日奉為先亡敬寫，弟子比丘尼德照記，比丘道斌寫。”這種為亡靈及其活著的人祈福抄寫金光明經的還有如S.1177《金光明最勝王經序品第一》（大唐光化三年900)、S.2469《金光明經卷第四》、S.4283《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七》、北1617《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三》、北1850《金光明最勝王經大辨才天女品十五之一》、北1998《金光明最勝王經卷第十》、P.3425b《金光明變相一鋪銘》、P.3425c《金光明最勝王功德之讚》、P.4886《金光明最勝王經一鋪》等。作為莫高窟第154窟新出現的題材，除兩鋪《金光明最勝王經變》外，在第154窟南壁西側畫有上下兩幅佛教曆史故事畫，分別為毗沙門天王和觀音菩薩、毗沙門天王與功德天女（或認為吉祥天女，或恭禦陀天女）。烴過孫修身先生的的研究表明，此兩鋪與毗沙門天王有關的造像組合，完全表現的是於闐建國的兩則曆史故事。[15]古正美先生對“於闐和敦煌的毗沙門天王信仰”有深人研究，為我們了解和研究毗沙門天王信仰在於闃和敦煌二地的情形提供了最為清晰的線索，特別是於闃毗沙門天王信仰對敦煌影響的曆史勾沉，弄清了敦煌佛教史上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讓我們明白了敦煌毗沙門天王信仰與造像的圖像學來源。古正美先生注意到《金光明經》是於闐長期以來所推崇的一部重要經典，而“《金光明經》對於闐奠定毗沙門天王信仰則有著巨大的影響”，同時於闃廣泛流傳的於闃王係“毗沙門天王胤柞”的傳說信仰，“一定是在《金光明經》及《四天王經》此類四天王護世經典出經之後才成立的信仰”。[16]因此古正美先生極力強調了於闃的毗沙門天王信仰與曇無謙譯《金光明經》二者之間的緊密關係，無疑於闃的毗沙門天王信仰是建立在《金光明經》基礎上，正因為如此，在於闃《金光明經》的流傳和毗沙門天王的信仰基本上是同步的，一直到公元十世紀於闃仍大力推行《金光明經》，曾在敦煌長期生活過的於闐太子從德曾就抄寫過貝葉形於闃文《金光明經》（P.3513)。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