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律
現代民族主義是對當今國際政治影響最大的思潮之一。歐內斯特·蓋爾納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政治原則，它堅持政治與民族的單位必須一致”。他甚至斷言，沒有現代的國家政權，就沒有民族主義問題。漢斯·科恩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狀態，即個人對民族政權的忠誠高於一切。這種心理狀態是同生養他的土地、本地的傳統以及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權威等等聯係在一起的。哈維丁·凱卻認為，民族主義主要是一種自上而下創造出來的東西，是現代國家政權在近代初期歐洲西部地區的特殊的環境下長期行使權力而產生的。安東尼·D.史密斯則認為民族主義是歐洲人渴望一個充滿自由與正義的王國的產物，與千年王國運動有很密切的關係。著名詩人泰戈爾則認為，衝突與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礎不是社會合作，它已經演變成為一種完備的權力組織，而不是一種精神理想，泰戈爾甚至認為民族的概念是人類發明的一種最強烈的麻醉劑。“在這種麻醉劑的作用下，整個民族可以實行一整套最惡毒的利己主義計劃，而一點也意識不到他們在道義上的墮落。”與此同時，漢亭·昂格則持相反的看法，他認為民族的概念就如同自由的概念一樣，是一個光輝的字眼，並指出那些不合乎自由原則的所謂民族主義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主義。也有一些學者認為，雖然民族主義情緒早就存在，但隻是到18—19世紀才發展成為要求每個民族都建立本民族的政權的政治原則。海恩斯則從四種含義上來解釋民族主義：“第一，作為一種曆史進程的民族主義，在這一過程中，民族主義成為創建民族主義國家政治聯合體的支持力量； 第二，作為一種理論的民族主義，它是提供給實際曆史過程的理論、原則或觀念； 第三，民族主義包含著一種政治行動，如特定的政治黨派的行動； 第四，民族主義是一種情感，意指一個民族的成員對本民族國家有著超越於其他的忠誠。”學者們對民族主義熱烈的探討，反映出民族主義在20世紀以前的政治舞台上所擁有的巨大能量。
在冷戰結束後，很多學者曾一度認為民族主義“已經過時”，它應該成為“曆史”，但曆史發展的真實進程卻往往出人意料，在冷戰結束後的十多年，民族主義不僅依然拒絕退出曆史舞台，並且還在各種國際衝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現象迫使已經準備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過去時”對待的學者不得不重新開始了對民族主義的研究。冷戰後出版的幾本關於民族主義研究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其使人耳目一新的觀點主要有兩點：第一，將民族主義與現代化聯係起來，即認為現代民族主義是現代化起步的意識形態，是催生現代國家的重要力量，沒有民族主義，就沒有現代國家。民族主義是構建現代國家的重要工具。因此，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是共生物。第二，將民族主義按照發達國家的特點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不再統一地將民族主義作為一種類型，而是將民族主義與具體國家的發展曆史聯係起來分析，從而產生了在世界上不同種類的民族主義。因為各國要解決的現代化問題各不相同，所以，民族主義所要承擔的任務自然也不一樣。英國的、法國的、德國的、美國的與俄國的民族主義都有很大的不同，甚至可以這樣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國家傳統和現代化曆程相結合的產物，因此，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可複製的。尊重個人自由的傳統易於產生民主共和的政權，而強調集體主義的傳統則易於產生集權國家。但不管是哪一種情況，極端的民族主義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然而，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卻有其深厚的社會和曆史根源。因為從現代化的角度看，民族主義與一個民族應對現代化的挑戰有著密切的關聯。如果一個民族十分容易地進入了現代化的“正常”軌道，那麼，這樣的國家或許會產生較為強烈的民族主義，但一般不太容易產生極端的民族主義。反之，如果一個民族在現代化的道路上總是受挫，那麼，不僅是極端的民族主義，就是其他的極端思潮，也會應運而生。我們應該領悟到的是，一個民族在危難之際，民族主義往往是其堅守一個民族根本的最後的精神領地。在這樣的時候，民族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兩者之間很容易就會形成一股合力，並往往會超出這一民族本來的目標之外，給自己和他人帶來不必要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