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這項實驗為基礎,政治學家威爾遜和犯罪學家凱琳提出了一個“破窗效應”理論: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幢建築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得不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結果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會滋生、繁榮。由此我們看到,或許是個別人偶然的破壞,放大成了群體的、必然的顛覆。
在群體生活中,環境具有強烈的暗示性和誘導性。一般人對完美的東西會產生一種不自覺珍惜的心情,而對已經破敗的事物則未必放在心上。
風氣建設同樣如此,一個好的風氣會對大家的行為產生一種無形的約束力量,而壞的風氣會讓大家無奈失望、理想幻滅進而自暴自棄。在某種程度上,如果是領導幹部第一個打壞玻璃,破壞了規矩,其產生的破壞性將更大。
老百姓有句俗話:“村看村,戶看戶,老百姓看幹部。”還有一句:“火車跑的快,全憑車頭帶。”可見,這個“帶”字有多重要,帶好了,可以帶出一個好班子,帶出好作風。帶不好,帶壞了一批人,帶壞了風氣。加強領導作風建設,必須發揮領導幹部的模範帶頭作用。各級領導要做學習的模範,做真抓實幹的模範,做執行紀律的模範,做團結協作的模範。一級抓一級,一級帶一級,樹立起領導幹部言行一致、率先垂範、以身作則的良好形象。“打鐵還得自身硬”,隻有自身有過硬的作風,才有資格去管理別人。
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清朝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濕陰冷。身邊工作人員見總理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生活,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工作人員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麼回事?誰叫你們修的?!”見工作人員不知所措,總理語重心長的說:“我身為總理,帶一個好頭,影響一大片;帶一個壞頭,也影響一大片。所以,我必須嚴格要求自己。”按照他的要求,撤掉了新添置的地毯、沙發、窗簾、吊燈等陳設。事後,對這次“修房風波”,他主動在國務院會議上作了三次檢討,向到會的副總理和部長們說:“你們千萬不要重複我的這個錯誤。”
在艱苦的戰爭年代,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人,總是和全黨全軍同甘共苦,朱德的扁擔,毛澤東的打著大補丁的棉衣,就是以身作則的最好標誌。正是靠這些優良的作風,他們帶出了一支人民子弟兵,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建國後,他們嚴格要求自己的子女和親屬,從不以權謀私,反而處處犧牲自己的利益,毛澤東把兒子送上了抗美援朝的最前線,周總理把自己的親屬從北京調到內蒙。在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自己帶頭不吃肉,女兒在學校餓的昏倒。
今天,新一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繼承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光榮傳統,以自己的模範行動,給各級領導作出了表率。十六大期間,有香港記者到胡錦濤主席家鄉采訪,看到的是胡主席的所有親屬都過著普通人的生活,沒有一個人得到過特殊的照顧。溫家寶總理在下鄉視察工作時,身著便裝,輕車簡從,走田頭,進農家,下礦井,訪校園,他的“溫式”的微笑,親切的話語,使千千萬萬老百姓仿佛又看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身影。
所謂“帶”,就是要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率先垂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這個道理不管從正麵還是反麵來講,同樣成立。所以,各級領導幹部務必珍視自己的形象,珍視自己的名聲,珍視組織和群眾的信任。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從政,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慎微、慎獨、慎欲、慎權,以自己的模範行為和良好作風,帶動群眾。
好的作風能夠帶出一批好的幹部;同樣,壞的作風也可能腐蝕一片。前不久被紀檢部門查處的原黑龍江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受賄人民幣五十六萬元,美圓五萬元,他一邊在上麵為自己買官,一邊對下邊賣官。結果,上上下下一大批人被他“帶”進了監獄。這次腐敗案件,牽涉到綏化市各單位的一把手就有五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