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船業行賄案，是發生在1954年前後，日本造船業界為確保對從業者有利的《遠洋船隻建造利息補貼法》（日文：外航船建造利子補給法）能夠在國會通過而給執政的自由黨幹事長佐藤榮作等一批政客和官僚行賄的案件。此案牽涉人員眾多，直接導致第二次組閣且長達6年之久的首相吉田茂黯然辭職。與昭和電工案一樣，本案也是日本二戰中遭受重創的基幹產業為獲得政府政策傾斜優惠而大規模向政治家和官僚行賄的腐敗醜聞。
一、吉田茂大力培養親信
橫濱，位於東京都以南約30公裏處，麵向東京灣，是神奈川縣縣政府所在地，也是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城市：1853年和1854年，美國人馬休·佩裏兩次率領船身通體黑色的戰艦來到日本，以武力逼迫當時的鐮倉幕府簽訂了城下之盟《神奈川條約》，4年後又簽署了《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神奈川在條約中被定為開港地。1859年7月1日橫濱港正式對外啟用。
吉田茂這個對中國不怎麼友好的首相，就在橫濱開放後不久（1878年）出生了，生父是二戰前日本“自由黨”人士竹內綱，出生不久被過繼給當地的富商、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吉田健三郎，吉田健三郎年輕時曾遊學歐美。而在從政道路上給予吉田茂關鍵“幫助”則是其嶽父牧野伸顯，他是日本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的次子，二戰前日本政界“親美派”領袖，當過外交部長。從小接觸西方文化，又受父親和嶽父影響的吉田茂後來也很“親美”，二戰期間與主張對抗英美、聯手德意的日本軍部勢力矛盾很深，還曾經被日本的秘密警察抓起來關了一個多月。需要說明的是，吉田茂本人並不反對戰爭，甚至在日本侵華的過程中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他反對的不過是與“英美交惡”的具體擴張“策略”而已。
日本戰敗，美國軍隊開進東京，吉田茂迎來了自己政治生命的第二次“春天”。盟軍統帥部頒布“公職追放令”，帶領自由黨贏得1946年選舉的鳩山一郎因為戰前曾當過文部大臣，而無法出任內閣總理大臣。無奈之下，他讓河野一郎找來時任貴族院議員的吉田茂出任自由黨總裁，吉田一躍成為離首相最近的人。
昭和電工行賄案後，社會黨等左翼和中間派政治力量遭受重創，一直力推所謂“中道政治道路”以防止日本政治重新右翼化的盟軍統帥部民政局（GS）最後一搏，指名推薦其幹事長山崎猛出任首相。如果這一推薦成功，自由黨內部勢必形成黨的幹事長與總裁之間的對立。然而，在黨內高層會議上，日後成為首相的新任國會議員田中角榮不顧資曆淺、年齡小等不利因素，站出來為派閥首領吉田茂說話，扭轉了不利的局麵。最後，益穀秀次說服山崎猛辭去了國會議員，自然也就失去了出任首相的資格，盟軍統帥部民政局（GS）試圖削弱自由黨的計劃流產。
吉田茂得以在1948年10月到1954年12月10日間執掌日本政權的牛耳。在政治立場上，吉田茂本人雖然也反對麥克·阿瑟主導、查爾斯·凱迪斯具體牽頭起草的戰後日本和平憲法，但作為一個親美又現實的政治家，他上台後奉行“跟隨美國”戰略，把維持良好的對美關係、集中精力發展經濟作為日本重獲大國地位的國策。吉田茂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指出“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針必須放在對美親善這個大原則之上，今後也不會改變，而且也不應該改變”。同時，吉田認為鳩山一郎等人重整軍備的主張缺乏可行性，對複興日本不利，因為“日本的現狀，不能隻根據軍事上的要求來決定兵力數量。目前，充實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決問題。日本由於戰敗，國力消耗殆盡，如同一匹瘦馬，如果讓這匹晃晃悠悠的瘦馬負荷過度的重載，它就會累垮”。至於日本的國家安全，吉田茂提出了“共同防衛”的概念，並成為後來日本和美國簽訂《日美安保條約》的思想基礎。
在這種政策思想指導下，吉田茂政府選擇撇開中蘇等國，“單獨”與英美等國簽訂《對日和平條約》（即所謂《舊金山和約》，1951年9月8日簽訂，次年4月28日生效），條約第6條規定，GHQ所有軍隊應於條約生效後盡快撤離日本，最晚不得遲於條約生效後90天。在簽訂該條約的同一天，吉田茂又與美國單獨簽訂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以日本的武裝已經被解除，無有效工具行使自衛權為理由，“希望”美國“在日本國內及周圍駐紮其軍隊”。共產黨和社會黨非常不滿吉田茂的這一立場，他們反對美國把日本變成反中反蘇的橋頭堡，那些深受駐日美軍犯罪行為以及噪音汙染等問題之害的老百姓更是怨聲載道。但另一方麵，日本極端右翼勢力也不滿意，他們主張重新武裝日本，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甚至想通過暗殺等方法除掉吉田茂。鳩山一郎等戰前“政黨政治家（所謂黨人派）”在解除從政禁令後也與吉田茂有很深的矛盾，雖然都從屬於保守的右翼營，也都對戰後日本和平憲法不滿，但具體主張並不一致。
為了對抗來自社會黨、共產黨和極端保守勢力的壓力，吉田茂大量提拔和自己一樣出身的“官僚”，特別是曾經擔任過事務次官（副部長）的政客。一方麵，在機緣巧合接手了鳩山一郎組織的自由黨後，他拉攏大批新官僚加入自由黨，重新構建了自由黨的內部權力結構，鳩山一郎恢複從政資格後發現自己組建的黨早已不是當初的黨了，本來隻是找來做個“過渡”的吉田茂竟然已經成了氣候，隻得聯合岸信介、三木武夫、河野一郎等人在自由黨內部成立了一個鳩山派，明裏暗裏地與吉田茂對抗，後來還脫黨成立了民主黨。另一方麵，吉田茂提拔了大批親信擔任內閣各省大臣（7年1個月時間裏共“提拔”了78位大臣），這些人被稱為“吉田學校”的學生，大藏省的池田勇人、運輸省的佐藤榮作、外務省的岡崎勝男等出任過日本重要部委事務次官的人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後來都轉入了政界。
以即將成為本案主角的佐藤榮作（1901—1975）為例，他被稱為“吉田學校”的“特優生”。按照吉田的授意辭去運輸省次官的職務後，1948年10月，尚未當選國會議員的他就被任命為內閣官房長官。1949年1月當選國會眾議員後，佐藤榮作又被委以民自黨政調會長的重任。1950年4月，佐藤榮作成為自由黨的幹事長。1951年7月，第三次擔任首相的吉田茂第二次改組內閣，佐藤榮作成為郵政大臣兼通信大臣。翌年10月，第四次當選首相的吉田茂又任命佐藤榮作為建設大臣兼北海道開發廳長官。1953年1月，在吉田茂的極力堅持下，佐藤榮作再次擔任執政黨自由黨的幹事長。對於佐藤而言，吉田茂對他的“栽培”是異於慣例、令他終生難忘的。這也是為什麼1967年10月20日，吉田茂因為心肌梗死去世時，正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國事訪問的首相佐藤榮作，聞訊馬上中斷訪問回國，見到吉田的棺槨時，更是不顧形象，當眾長時間慟哭的原因。在他的力主下，日本政府為吉田茂舉行了二戰後第一次國葬。
吉田上台後不久，以美國為首的部分西方國家和日本簽訂了舊金山和約，並改變對日政策重點，由清算軍國主義轉為扶植日本成為東亞的反共橋頭堡，開始向日本提供經濟援助。如此一來，日本國內企業經營環境大大改善，特別是朝鮮戰爭爆發後，日本成為美軍的戰略物資生產基地，源源不斷的訂單使得日本經濟逐步步入正軌，出現了所謂的“朝鮮戰爭特需景氣”，三年“特需”累計達9.8億美元，其中70%是物資采購，30%是勞務。1951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已恢複到戰前平均水平，1952年日本外彙儲備達11.4億美元。吉田茂領導下的日本，雖然還未步入戰後經濟快速飛躍期，但已經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在日本戰後的曆任首相中，吉田茂是比較富有“個性”的一位，他坐過牢、敢於說出自己的觀點，明知道有人批評自己是“美國的鷹犬”，仍然堅持穿白襪、抽雪茄。這種性格曾經給他的從政生涯添彩增色，例如，1952年他在出席一個記者招待會時，有一個記者開著鎂光燈沒完沒了地在他麵前拍照，使得吉田茂沒有辦法集中精力講話，他大怒之下端起水杯就潑向記者，觀眾席上響起一片掌聲。但在吉田茂執掌日本政權的最後兩年，強硬的性格也給他帶來很大的麻煩，使他始終處於被批評、被討伐的境地。1953年2月，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的會議上，右派社會黨議員西村榮一在國會質詢中挑戰吉田茂，批評其外交政策缺乏自主性，完全跟隨英美。吉田茂不同意這樣的批評，與西村榮一激烈爭論，情緒激動之下大爆粗口，罵對方是“混蛋”，朝野震驚。社會黨隨後提出了首相懲罰動議案，由於支持吉田茂的農業大臣廣川缺席表決會議，加上自由黨內部反對吉田茂的“民主同盟派”暗中支持，結果導致首相懲罰動議表決通過。吉田茂不但沒有低姿態地尋求和解，反而直接罷免了廣川的農業大臣職務。作為抗議，“民主同盟派”宣布脫黨成立所謂的“分黨派自由黨”。3月14日，在野黨聯合在國會提出對內閣不信任案並獲得通過。雖然離上一次的國會選舉才剛半年時間，強硬的吉田茂卻毫不猶豫地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史稱“混蛋解散”。在4月進行的選舉中，吉田茂領導的自由黨獲199席，鳩山一郎領導的“分黨派自由黨”獲35席，改進黨獲76席，社會黨左右兩派共獲138席。從選舉結果來看，自由黨作為執政第一大黨的地位被削弱了，在此背景下，吉田派政治家一旦深陷腐敗醜聞是很難過國會這一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