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遲遲不能解決自身腐敗問題，也給了其他一些政治家以反腐敗為名挑戰其執政地位的機會。小澤一郎等人當年“反”出自民黨時，國內輿論一片歡呼，一貫強調集體歸屬感的日本民眾之所以有這樣一種反應，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夠終結自民黨的金權政治。然而，小澤一郎等人後來成立的民主黨也好，傳統反對黨社會黨也罷，並沒有針對日本政界高層的腐敗問題提出真正有效的應對舉措。民眾對於傳統金權政治的不滿，最終成就了所謂的日本“第三股政治勢力”——橋下徹領導的“日本維新會”。橋下本人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一直在大阪當律師，大阪市公務員的貪汙挪用醜聞曝光後，自民黨支持的市長被民主黨、社會黨等聯合推選的平鬆邦夫擊敗。然而，平鬆邦夫雖然著力推進改革防止腐敗發生，但卻對公務員群體已經發生貪汙挪用問題懲治不力（詳見本書第一章“地方政府普遍的貪汙、挪用行為導致民眾不滿”），被大阪市民詬病。所以2011年11月大阪市長選舉中，時任市長平鬆邦夫雖然得到了自民黨、社會黨等全國性政黨的聯合支持，卻大幅度輸給了一進入政界就自裁薪水並大刀闊斧、真刀真槍懲治貪腐的橋下徹，橋下所領導的“日本維新會”其實一直是一個地方政治組織，其主張最開始僅僅是關於地方事務的，但早期一直堅持“不接受來自任何企業和團體的政治獻金”。光這一條，就將獻金腐敗醜聞頻發的自民黨和民主黨給比了下去。日本民眾期待幹淨、清廉政治的迫切渴望，使得從政經驗並不豐富的橋下徹及其領導的日本維新會借機崛起，目前執掌大阪市和大阪府的行政主官，均屬於維新會。可以說，一旦橋下徹領導的日本維新會真正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自民黨今後的日子將更加難過，即便能夠執政，其執政能力也將大受更為複雜的國內政治局麵的影響。無法解決國計民生、建設廉潔政治等實際問題的自民黨和民主黨，可勁地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希望轉移國內民眾的視野，也就可以理解了。當然，橋下徹的崛起對於中國等亞洲人民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橋下不但曾經鼓吹過日本應該擁有核武器，其黨派目前還與日本大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的太陽黨合並了。對此，中國乃至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都必須保持密切關注。但我們也不用太緊張，因為右翼分子石原一加入，維新會馬上朝著腐敗的金權政治“全速”前進，其最近已公開宣布將修改黨規，取消禁止接受政治獻金這一規定。這和當年曾經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黨，又有什麼區別呢？
二、應關注腐敗易發高發領域的變化和轉移
日本二戰後的四大腐敗案件，其發生的領域並不相同。這種變化與戰後日本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權力與微觀經濟切合點的變遷是密不可分的。昭和電工案中，由於政府直接管製微觀經濟導致能夠左右企業生產配額、政策性貸款額度的政府官員、銀行高管成為腐敗高危人群；造船業集體行賄案中，決定是否給予企業“行業補貼”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成為賄賂對象；洛克希德案中，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提升，國民消費實力增強，掌握采購大權的官員和企業家成為跨國商業賄賂的“主力公關對象”；利庫路特案中，由於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金融環境的變化，房地產業特別是土地等資源領域腐敗易發多發，行賄的形式也從現金變成了更為隱蔽的即將上市公司內部股的認購權。
當我們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再重新審視日本二戰後這幾大腐敗案件時，卻發現這樣的一個特點同樣適用於我國。1978年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社會轉型、經濟轉軌，消極腐敗和不正之風發生的領域和方式也在不斷變化。20世紀80年代價格雙軌製導致的“官倒”現象；90年代出口配額和價格管製導致的海關監管領域腐敗，以及隨後多見於報端的與信貸相關的金融領域腐敗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消費領域（商業賄賂）、資源領域（土地、礦產資源的出讓）的腐敗問題開始凸顯。可以說，越是市場經濟發展快，財富增量多，同時也是監管製度不合理、不到位的地方，就越是腐敗易發高發的領域。對於這些，我國采取的是“改革創新、狠抓落實”的思路，深刻把握反腐倡廉建設規律，強調用改革的方法，解決普遍性的問題，用創新的思路，解決體製性的問題，總體效果還是不錯的。例如，價格雙軌製已經被逐步取消，大規模的“官倒”腐敗也隨之消失；在海關監管領域，提出了“製度 科技”的思路，全麵推行電子通關，海關官員大麵積落馬的現象近年來已罕有所聞；在金融領域，隨著改革的推進，誕生了中國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金融監管水平不斷提高是不爭的事實；在治理商業賄賂和資源領域腐敗問題上，土地招拍掛等改革措施的推行，對於遏製相關領域的腐敗行為，同樣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事實證明，通過削減行政審批權等改革措施，嚴格約束政府公權力對經濟領域的不當幹預，是鏟除腐敗滋生土壤的有效方法。日本1993年爆發大型建築公司集體行賄案，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使自民黨痛失執政權後。1994年，日本執政當局終於下決心將打著“保障工程質量”旗號的“指名投標製度”送進了曆史的故紙堆。政治家手頭既然失去了“讓誰幹誰就能幹”的權力，哪個建築公司還願意向其行賄呢？發生腐敗的危險自然也就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