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西成功申辦奧運會之後，人們對裏約熱內盧的印象開始改變，從危險的“上帝之城”變為充滿希望的“奧運之城”。
2009年，北京時間10月3日淩晨，巴西第二大城市裏約熱內盧擊敗所有對手，獲得2016年奧運會的主辦權。興奮之餘，盧拉總統也不忘提及讓人頭痛的安保問題。然而，僅僅過了不到兩周，也就是10月17日，巴西裏約熱內盧警方與販毒團夥發生槍戰。槍戰中，毒販在光天化日之下擊落了一架警方直升機。
裏約熱內盧的致命傷是在一個不合適的時候，赤裸裸地暴露在整個世界麵前。這座城市的暴力犯罪死亡率是芝加哥的2倍、馬德裏的16倍、東京的33倍。在4座候選城市中，裏約熱內盧是唯一沒有貼上“達到奧運舉辦安保條件”標簽的。裏約熱內盧近年來治安一直處於混亂狀態，暴力活動頻發。當地警察被殺，外國遊客整車遭搶，黑幫惡勢力猖獗，罪犯低齡化，這些已經嚴重影響到當地民眾的正常生活。
為何一小撮黑幫膽敢公然挑戰公共權力？其實，這一現象對發展失衡的巴西來說不足為怪，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因是社會貧富分化嚴重。巴西多年來經濟發展緩慢，貧富差距懸殊，導致暴力活動快速上升。2001—2005年巴西經濟增長率年均僅為2.1%，遠低於拉美地區的4.3%，而失業率高達9.8%。盡管2001年上台後的盧拉政府加大對社會領域的投入，社會貧困化問題有所緩解，但長期的經濟不景氣，已使社會分化與不公成為巴西的頑疾。隨著貧富懸殊的拉大，社會弱勢群體對社會不滿加劇，各種惡性犯罪事件頻繁發生。巴西暴力犯罪活動也因此位居世界前列。
巴西的黑社會犯罪主要集中在聖保羅和裏約熱內盧兩個城市。這兩個城市貧富分化情形最為嚴重。居住在這兩個城市的黑人，很多是當年從非洲販賣過來的黑人奴隸的後裔，其中大多數人沒有工作，分散在城市各處的眾多貧民窟。截止到2006年，巴西舊都裏約熱內盧和第一大城市聖保羅的貧民窟居民分別達180萬和200萬。而這些貧民窟是販毒、街頭搶劫的高發地。在巴西，窮人和富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甚至各自支持的球隊都不同，這種差別在監獄也有體現。在巴西各地的監獄，獄警裏外勾結，腐敗問題普遍存在，導致有錢人可以住單間，甚至夫人陪住，但是沒有錢的則會遭到“非人待遇”。被抓進監獄的大部分還是窮人，這直接導致監獄暴力事件屢禁不止。
其次，文化和居住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在許多貧民區，年輕人講究“男子氣概”，為了表現這種“氣概”，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地殺人。而城市化過快，導致城市貧民過分集中，容易為犯罪團夥所控製。販毒帶來的高額利潤，讓一些年輕人為之眼紅，他們不僅可以因此獲得財富，而且可以獲得同伴的尊重。
再次，巴西政府對槍支與毒品管理的寬鬆，導致黑幫力量不斷膨脹。巴西對個人持有槍支未加法律限製，各級政府對嚴重泛濫的毒品問題也缺乏有效打擊。結果，黑幫組織利用法律的空子，利用毒品交易賺得的毒資大肆購置槍支、炸彈、飛機和其他武器裝備，不少黑幫組織擁有的武器裝備竟然優良於警察的裝備。
相比之下，巴西警察反而力量薄弱，裝備落後。多年來，由於經濟增長長期緩慢，巴西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有限，對警力的資金和人力投入一直不足，不僅警察隊伍訓練不力，而且武器裝備落後，加上警察收入偏低，士氣不振，遇到大規模的騷動往往難有戰鬥力。並且聯邦警察與地方警察之間缺乏配合，往往各自為戰，造成關鍵時刻難以形成合力應付突發危機事件。
最後，國家管理的缺失，更是一個具有決定性的原因。在一些城市的郊區，政府沒法向全體居民提供安全、衛生、娛樂、住房、就業和獲得消費品的能力。在一些法製處於真空狀態的地方，地下執法組織橫行。這些組織具有黑幫性質，你付一點錢它們就為你殺人，其結果就是人人自危。
另外，巴西在100多年前就取消了死刑，單項犯罪的最高刑期是39年有期徒刑。由於沒有死亡的威脅，許多犯罪分子敢於鋌而走險，就算進了監獄，隻要表現得規規矩矩，也不排除幾年後就能重出江湖。2007年，《聖保羅報》進行過一次民意調查，結果許多接受調查者都認為不設死刑是導致暴力事件頻仍的一個重要原因，有高達55%的民眾支持恢複死刑，隻有40%的人表示反對。
近些年來，裏約黑幫的日子也不好過，丟失了作為主要經濟來源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隻好把顧客目標鎖定在賴以生存的貧民窟弟兄身上；甚至還幹起了以往看不上的營生，模仿“礦工警察”在貧民窟裏開黑車、賣煤氣罐或者提供地下互聯網接入服務。根據裏約財稅局的一份報告，黑幫的年利潤估計隻有2600萬到2.36億雷亞爾之間，已經跌到黑幫維持正常運作的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