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翰林那年，曾國藩虛歲才二十八。一般的幸運翰林，由秀才、舉人、進士，一階一階地爬，熬到這一階少說也得四五十歲，而多數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邊，有的中個舉人就已是兩鬢蒼蒼。就說曾國藩的父親吧，數十年考上個秀才，已是四十多歲了。相比之下，曾國藩確實是少年得誌，平步青雲了。
在曾國藩生活的那個時代，像他那樣出身貧寒、又降生在一個偏遠閉塞的山村裏的人，要爬到社會的頂層，要施展自己的抱負，路隻有一條，那就是考科舉。由秀才而舉人，由舉人而進士，考中進士後做官，然後博得個封妻蔭子。然而，這條路實在是太難了，每年中進士的讀書人隻有幾百個，這對於有四萬萬人口、有成百上千讀書人的大國來說，實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過這條路功成名就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點幾，甚至還達不到這樣的比例。後來成為曾國藩死對頭的洪秀全，生於1814年，比曾國藩小三歲，當曾國藩在科舉的路上奮鬥的時候，洪秀全也在這條路上艱難奮鬥。洪秀全十三歲就開始考科舉，與曾國藩頭一次考科舉恰好是同一個年齡，而後卻屢戰屢敗，最後連秀才都沒有考上。憤世嫉俗的洪秀全終於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國藩是幸運的，經過二十年的奮鬥，他終於成了曾家第一個進士！
在明清時代，翰林院是儲備人才的總機關。翰林平時要為皇帝皇子講書解書，充任經筵講官、春坊庶子，因此他們必須成為最有知識、最會讀書、最會做學問的人。翰林還大多擔任纂校殿閣秘書，這更是直接與書打交道的活，他們需要編纂大型的類書、叢書、政書，上自皇帝禦覽，下至士子閱讀，其質量高低，更是對翰林的一種實際而全麵、重要而普遍的學識與能力的考驗。所以，自明清以來，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而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來，名臣大儒大多從翰林而起。
曾國藩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無限，更有銳意進取之意，決心要做一個藩屏國家的忠臣。此時，他已擺脫了科舉的桎梏，轉而認為讀書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誌大人之學。為此，曾國藩曾給自己定下了這樣一條座右銘：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不問耕耘，隻問收獲。”
曾國藩常常在詩歌中抒發自己高遠的誌向，希望有一天能成為國家的棟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現他的雄心：“群烏啞啞叫紫宸，惜哉翅短難長往。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從金鍾。莫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
曾國藩立誌要成為聖賢之人，要成為藩屏國家的忠臣，因此，他無論做人做事還是做學問，都是嚴格地按照此誌去努力發奮的，而且，一輩子矢誌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極高的地位，就理所當然了。
曾國藩少年立誌，決心要做聖賢，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時他已位極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誌不渝，初衷不改。其立誌之堅定，持誌之高遠，足以垂範後世。
為官清廉無炭敬。
古人雲：書中自有黃金屋。在科舉時代，讀書、做官、發財，總是連在一起的。在封建時代，升官與發財總是須臾不分，仕宦為官者的人生軌跡似乎就是這樣的，升官是橋梁，發財是目的。曾國藩在最初踏上科舉之路時，也有這樣的思想。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進入翰苑以後，即立誓不發財。
為官不貪是對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國藩已是封爵開府，但他時時不忘祖父在他中進士以後所說的話。祖父對他父親說“寬一點翰林，我家仍靠作田為業，不可靠他吃飯。”曾國藩將此番話作為一生的訓示，他曾發誓說：“我從三十歲開始，便以做官發財為恥辱，以官宦公飽私囊、為子孫聚斂財富為恥、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絕不靠做官發財、為後人斂集財富。神明作證，我絕不食言。”
曾國藩說的並不是冠冕堂皇的場麵話，而是言行如一，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京官十二年中，他從未假公務之便身染墨黑，這在貪汙成風的晚清社會，的確算是位難得的清官廉臣。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養家糊口，雍正時實行“養廉銀”製度後，將官員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序上彌補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個清代貪風極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積財甚厚，聚斂成性。當時皇帝的心理也是非常奇特，貪官沒有養肥之前沒有任何動作，一旦貪官成為巨蠹時，他就會馬上下令抄家問斬，在所不惜，時人稱為“宰肥鴨”。到了晚清，貪風日烈。曾國藩作為一個翰林，既無權又不貪，物質生活的貧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清代有一位叫湯斌的清官在就任江南巡撫時，剛到南京就把府縣官員召集，嚴加訓斥：貪圖賄賂的人輕則被別人彈劾丟官，重則沒收家產、累及子孫。為官者，一旦沾上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賄賂，把柄就在別人手中捏著，這樣下官有何過失一律不敢責其糾正，長此以往，上司就會有包庇之嫌。這些人一聽，都說“公治吾等”，也就是說救了他們的命。
曾國藩尤其推崇湯斌，認為湯斌是清朝有所成就之人中的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