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坤在《呻吟語》中說：“以聖賢之道出口易，以聖人之道躬行難。”嘴上說出來容易，做起來卻難上加難。曾國藩很少拿大話嚇人。即使說，也實實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實際行動中表現出來。有人說曾國藩是聖賢，因為他用自己的行動實踐了聖賢的理想和主張。
曾國藩繼承了傳統中的重行思想，強調力行，不說空話，“知一句便行一句。”不僅要“常常行之”，還要事事力行，辦事“宜就所當所務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曾國藩一生各方麵的成就，都體現了力行的工夫。
曾國藩對那種空談闊論而無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態度，認為這是讀書人的大毛病：“讀書人之通病，往往誌大言大，而實不副也”，後來又批評道：“讀書人之通病，約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實，一曰責人而不責己。尚文之弊，連篇累犢，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則忙亂廢弛，毫無條理。”對讀書人缺點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國藩所交遊的師友，都是樸實而崇尚力行的人，無論是唐鑒、樓仁這樣的大家，還是吳廷棟、陳源充、何桂珍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燾、羅澤南等同鄉好友，都倡導力行，而以大言為恥。
但曾國藩在京城時也遇到過高談闊論的人。其中有一人剛從外地回京不久，經曆稍為豐富，席間便誇誇其談，旁若無人。曾國藩很看不起他，從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龐作人的官員，與此公相似，曾國藩對他同樣反感。但當曾國藩官至兩江總督、指揮四省軍務時，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憑自己三寸不爛之舌打動曾國藩，混個一官半職，說不定日後還能飛黃騰達。但曾國藩一見便覺他討厭，在日記中寫道：
“有龐作人者，一無所知，而好講學，昔在京已厭薄之。本日又來，尤為狼狽惡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務實也。”
最後的結果是，這位仁兄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把事情做絕。
人生在世，要麵對各種各樣的關係：朋友關係、鄰裏關係、同事關係等等。這些關係處理得好就會使人到處受歡迎，處理得不好就可能到處遭人痛恨。如何處理好這些關係，就成為了一門很大的學問。
曾國藩在處理這些關係時奉行的一個原則就是：凡事給對方留有餘地，既不讓自己違反大的原則，也不完全拒絕對方的要求。比如說，曾國藩常在家中勸父教弟，不要幹預地方的事，可是，有些時候，他的一些親朋好友難免會因一些萬難之事有求於他，其中不乏一些實有冤屈之事，卻之，於情於理不忍，助之，又恐有幹預地方公務或有以勢淩人之嫌。這時，曾國藩隻好對來求者做出那種“道似無情卻有情”“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曲意相助之舉，並給別人留下充分回旋的餘地。下麵“一把折扇”的故事就能很好的說明這一點。
同治年間，衡陽挨近雙峰大界的地方，有一個忠厚而倔強的老實農民，他一生勤勞節儉，生活過得不錯，不料那一年清明節掃墓時，與人發生了一場糾紛，對方仗著自己有錢有勢，硬將一墳遷到他家的祖墳上來。官司由衡陽縣打到了衡州府，總是對方占上風，老頭兒咽不下這口窩囊氣，被逼想上吊自盡。
一天，有個老親友提醒他：“你呀，可真糊塗，你不是有個幹兒子在南京做兩江總督嗎？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天下誰個不知其名。”那人伸出兩個指頭，嘴巴挨著他的耳朵說：“你隻要求他給衡州府寫個二指寬的條子，保險你把官司打贏。”
“是啊！”老頭兒把胸脯一拍，說：“好辦法，我怎麼沒有想到呢，”他受到啟發以後，湊足盤纏錢，背上包袱雨傘，就直往南京奔。
兩江總督衙門，是不容易進得去的。
“你是幹什麼的？”他還未過門檻，衙役就大聲喝問。
“我找幹兒子。”老頭兒壯著膽子回答。
“誰是你幹兒於？’
“寬一。”
衙役們沒有一個知道曾國藩的乳名叫寬一，見這老頭兒土裏土氣，怎麼也不讓他進去。
忽然，督署裏傳出訊令，總督大人要出門來，衙役們忙把這個老頭兒拉開，不能讓他擋住大門，可他哪裏肯聽，偏偏要站近門邊，想看一看是不是幹兒子出來，
一會兒，一頂轎子出門了，他一眼就窺見轎中坐的正是曾國藩，“寬一！”他操著家鄉口音一聲喊，被曾國藩聽出來了。他連忙叫轎夫停住，下轎後又驚又喜地問：“這不是幹爹嗎？您老人家怎麼到了這裏？”便打轉身，將幹爹送進了自己的住宅。
頓時，督署後院的曾宅裏歡樂起來。曾國藩夫婦一麵招待酒飯，一麵問長問短，從幹爹的家境問到大界白五堂、黃金堂新老住宅屋後的楠竹、杉樹生長情況，無所不問，當老頭兒話入正題、說明來意時，曾國藩打斷他的話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