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國藩說：“風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為人上者，專注修養，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曾國藩在《格言四幅贈李芋仙》中提到了親身入局的辦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謂“身到”是指，身為基層官員，就應該親自去查驗有關人命、盜竊等案情，親自到鄉村去調查；身為軍官就應該親自巡視營壘，親自到戰場衝鋒陷陣。所謂“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細心分析，對事物的各方麵、各個環節，首先要能分解開，最後要能綜合得起來。所謂“眼到”是指，留心觀察他人，認真研讀公文。所謂“手到”是指，對於人們的優劣是非、事情的關鍵要點，應隨時記錄，用以防備遺忘。所謂“口到”是指，在差遣人這樣的事情、警戒眾人這樣的言辭方麵，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還要不怕煩勞反複苦口叮嚀。關於曾國藩的“口到”，有這樣一段記載：
劉銘傳率師追撚軍於鄂、豫之交，與鮑超軍相會。一天，劉見曾國藩，曾問曰：“見鮑春霆歟？”曰：“然。”曾又曰：“穿黃馬褂耶？”曰：“否。”曾國藩感到很驚訝，問為什麼沒有穿？又問：“敘戰功歟？”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見，將謙讓之不煌，豈複有可敘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國藩大笑。觀此可知馭將之道，雖在小節，但不可不知之。這件事可謂是曾國藩口到的生動表現。
做事能親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響是十分重大的。《論語》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就是說，如果自己的行為不端正，那麼無論製定什麼政策規章，部下也不會遵從的。
曾國藩、林則徐都深切地體會到親身實踐的重要性。林則徐在江蘇做巡撫時，曾經對他的僚屬說：“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還都得親自去實踐啊。”曾國藩在做兩江總督時，也曾經說：“做官應當從州縣做起，才能夠立得住腳。”
綜觀曾國藩生平處世，不僅積累了具體事情親身入局的經驗，更體驗到了天下大事需積極入局的意義。為此，他入了匡時救世“報效國家”之大局，入了科舉之局、為官之局、從軍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為一位人生的強者。
做事要腳踏實地。
在大多數人眼裏，曾國藩不是偉人，由於時代的局限，他作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國與己的選擇中更多傾向於後者。他的進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別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夠提出讀書的最遠目的是報國為民，已實屬不易。
曾國藩雖然以成己成物為治學的中心，但是對為人為己的區別卻是很嚴格的。他受《論語·憲問》中“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影響，從而提出治學有為人為己兩種目的。
在曾國藩所處的那個時代不乏學問廣博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可以稱得上是鴻儒碩士，但其中為別人做學問的人多，為自己做學問的人少。例如曾國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記》裏就說：“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鴻儒碩士，而其中為人者多，為己者少。”“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察為己為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暢茂者也。”
曾國藩所說的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堅守，執著而不生他念，雖然功效不明顯，但是在日益長進。所說的為人，就是曲就學問而阿談世故，追逐大家所好，雖然看似明確，而實際上每天都有損失。因此，有誌於治學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達。
關於為己與為人的區別，曾國藩在《送別劉君椒南歸序》中說得十分詳盡。他說：“每個人都是五官俱備、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頭治學問，為人而學者，不去實踐聖人的做法，而總是追逐大眾的喜好，他疲於奔命的一生隻不過是為了一些庸人的毀譽，竟然為此死而不悔，這種人可稱得上是最愚蠢和沒有靈氣的人！”
曾國藩的這段論述說得何其激昂暢快，願世上那些盲從附和的人聽聽，那些沽名釣譽的人也聽聽。不然的話，“群數十百人蟻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氣”，一旦風氣一轉變，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會的東西，失去了真正意義上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