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他人而讀書，即使有些心得體會，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為自己而讀書，才會更真切地體會到“甘苦寸心知”之含義，一點一滴的收獲都是自己用汗水澆灌出來的，才會倍加珍惜。為自己而讀書的人，考慮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價值，這種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獨創性，而不會被別人的好惡所左右，不會被流俗的見解所羈絆。其標準或尺度完全在於自己，這就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一個自由人，而這是一切發明創造最基本的前提。
讀書人用功學習，完全是一件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著大張旗鼓，那些喜歡熱鬧的人，喜歡表現的人，喜歡投機的人，根本無視這一本來是微不足道的事實，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與別人並沒有關係。這種現象在當代學者、當代作家中比比皆是，這些人無非是自吹自擂、嘩眾取寵而已。為取悅他人而讀書，或者為獲得他人的尊敬而讀書，為符合他人的標準而讀書，這難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嗎？再說讀書、治學是一種十分清苦、十分孤獨的事情，古人不是說“學海無涯苦作舟”嗎？讀書治學的人就應該在不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種桃得桃，種杏得杏。
所以，對於有心向學的人，曾國藩會勸你首先得劃清為他人而讀書與為自己而讀書的界限，然後再下一番苦功夫，實實在在地為自己而讀書，拋開一切雜念、花招和世俗的觀念，心淨氣正，無拘無束。
曾國藩曾經一直說讀書應當“治大人之學”，他所說的“大人之學”是什麼樣的呢？以周公、孔子為儒家的中堅人物為例，以前的學者稱他們為聖人，他們的學說可以稱得上是“大人之學”，然而他們之所以成為聖人、成為大人，又是因為什麼？追根究底，不過是“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職”而已，不過是“行為合乎仁義之則”而已，不過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其實中間並沒有什麼秘密。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所說的“治大人之學”，不過是使得五官百骸都發揮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為合乎仁義而已，同時又是盡人性、盡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國藩的治學目標，不外乎進德修業，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謂“內聖”；成就外物，就是濟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內聖”即學探本源，“外王”即經世文章。曾國藩認為，一個人必須立“內聖外王”之誌，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由於學問探到了本源，所以立誌不凡；由於立誌不凡，所以他對於當時幾乎人人用心的科舉仕宦，大不以為然。
曾國藩在寫給弟弟的信中說，“功名富貴，悉由天定，絲毫不能勉強。”因而反複勸誡其弟，科名有無遲早，都要坦然處之。他還說，這東西誤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進去，最終成為無用之人。
曾國藩是一個進取心很強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談科名與人生，並不是阻止他們參加科舉，而是讓他們了解科場裏麵有許多虛幻不實的東西，人生意義大於科舉，應當盡心於進德修業，努力做天地間“內聖外王”的完人，這樣才不虛此生，不負社會。“內聖外王”的理想，貫穿了曾國藩一生。
古今胸懷寬廣、懷抱大誌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業、傳世不朽的人卻少之又少，這固然與天賦、時機有關，同時也同他們的辦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遠大誌向，卻缺乏一步步腳踏實地的實幹精神，認為自己誌在天下，不願去理會“瑣事”，如果這樣，隻能流於空想。
凡事都非一激可就，都要經過不斷積累、由小而大的過程。如果隻向大處看，而不從必做的小事上著手，就犯了一屋不掃而掃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學為每個人設計了由修身而齊家、由齊家而治國、進而平定整個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條由小處開始向遠大目標前進的路徑。曾國藩正是沿著這樣一條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國藩的成功之路始於修身，考中進士後，便師從唐鑒，專宗程朱理學。唐鑒教導他說，要精通理學，先應專治一部經典，從識字明義開始，一字通則一句通，一經通則其他諸經可以旁及。積少成多，逐漸長進。樓仁也是當時的理學大家，曾國藩向他學習檢身功夫。樓仁的功夫就是從小處開始，每天從早起到入睡，一舉一動，坐臥飲食，都嚴格要求，並且記下劄記，以備反省。這一點對曾國藩影響極大。從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國藩開始寫日記，時時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國藩為自己訂立了一個課程表，表示“從此立課程。新換為人，毋為禽獸。”這個課程共分為：敬、靜坐、早起、讀書、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幾個欄目，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全麵規劃，嚴格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