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敵人。朋友的幫扶固然有助於取得成功，而來自敵人（或競爭對手）的生存壓力則可以激發出一個人的全部鬥誌和潛能，進而促成巨大的成功。從這個角度說，蘇東坡的那句名言不妨改動一下：“古來之成大事者，不唯有多方相助之友，亦必有泰山壓頂之敵。”
曾國藩就是這樣。在1852年以前，他不可謂不成功，二十八歲就中進士、點翰林，在穆彰阿、唐鑒等師友的指點扶助下，十多年間先後從翰林院庶吉士累遷侍讀、侍講學士、文淵閣直閣事、內閣學士、稽查中書科事務、禮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職，步步升遷到二品官位時年僅四十來歲，在仕途上可謂平步青雲了。當時官場人物所稱羨的“無災無害到公卿，不諡文忠，便諡文恭”的美好前景，對於他而言已經不是什麼問題。太平天國起義的爆發改變了曾國藩的命運。從奉命擔任團練大臣，到率領湘軍北進東征，直到1864年攻破天京，在整整十二年的時間裏，曾國藩都在與太平天國作著拚盡全力的搏鬥。太平天國覆亡，曾國藩出將入相，位極人臣，其公卿舊部遍於天下，他還被奉為中興大清的第一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古今完人”。曾國藩因太平天國而起事，也因太平天國而成功，這個“敵人”成全了他。不過這個“敵人”也太強大、太與眾不同了，曾國藩的成功也因此來得太艱難。
有一個傳聞，說曾國藩率湘軍對太平軍作戰屢次失利，在向朝廷寫奏折彙報時頗費心思。一群秘書絞盡腦汁也想不好如何措詞，而曾國藩隻改動了兩個字就解決了這個難題：把奏折中的“屢戰屢敗”改為“屢敗屢戰”！兩字的順序之別，意味便截然不同，前者論理該罰，後者論情該獎。曾國藩用文字遊戲糊弄中央，在北京的統治者當然不會不明白就裏，然而隻要曾國藩還在用心地“剿匪”、還在忠誠地向中央彙報和請示工作，這也就夠了。何況玩弄文字遊戲也是滿族統治者自己的拿手戲，1860年鹹豐皇帝北逃承德被說成是“謁陵”，1900年慈禧帶著光緒西逃西安被說成是“巡狩”。相比之下，曾國藩的舞文弄字隻能算是小把戲了，，何況這個傳聞本身就不可信。
“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確是湘軍與太平軍作戰的實情。太平軍雖然沒有正規化的訓練，也沒有西方列強那樣的“堅船利炮”，但這些昨天還在耕田砍柴、挖煤撐船的勞動者們，一旦被一種模糊而令人向往的宗教信仰武裝起來，被建設人間“小天堂”的目標調動起來，被從書本上學來的古老的辦法組織起來，就突然有了巨大的勢不可當的衝擊力量。他們拿著簡陋的兵器，用著陳舊的戰術，甚至用笨拙的辦法，一次次打敗了清政府派來的正規軍，以驚人的推進速度占領了南京，並建起了與北京的朝廷分庭抗禮的天國政權。他們又善於在戰鬥中積累經驗，善於用火攻和水戰的優勢打敗清軍，善於利用先進的武器裝備。他們的軍事領導人雖然沒有經過正規的軍事訓練，但是一經戰陣便展現了驚人的軍事天賦，楊秀清、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等，都可以躋身中國曆史上最優秀的軍事家之列，即便是火攻、詐降、圍魏救趙等古老的戰法和計謀，都能被他們靈活地用來對抗清軍。
麵對著這樣的對手，曾國藩不能不“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他晚年曾總結自己一生中處境最為困難的三個時期，一是剛出征時的靖港之敗，一是兵敗湖口與坐困江西時期，一是祁門大營遇困前後。而這三個時期又是湘軍“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典型代表時期。
重整旗鼓，編練水師。
飽嚐盡喪水師之痛的曾國藩，每每看到蜷縮在岸邊的東倒西歪的長龍、快蟹，再想起被鎖在鄱陽湖中的舢板，心中總是痛苦不已。
水師是曾國藩的命根子。在一定程度上，曾國藩覺得水師比陸師更親近，因為水師的將領都是由他一手提拔上來的。在曾國藩的內心深處，他實際上是把水師視為自己的嫡係部隊。現在水師遭此重創，曾國藩決不會讓它就此一蹶不振。
為重振水師，他命令在湖北新堤的造船廠要不分晝夜、不惜任何代價盡快為他修複舊船、趕造新船。上次派彭玉麟回師湖北，其實際目的也是派彭玉麟到金口修複船隻，另外讓他到湖南去招募新勇，擴充水軍。對於那多條被困在鄱陽湖內的舢板，他更是心急如焚。因為這些舢板沒有輜重大船隨行，不但無法衝出鄱陽湖，甚至連自身的生存都出現了很大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曾國藩親自跑到江西省城南昌，與巡撫陳啟邁商量，央求他為湘軍造長龍船三十號，交給內湖水師使用。經過一番努力，到1855年7月份，湘軍的外江水師又擴充到十營五千人，基本上恢複了原來的規模。同時，內湖水師也擴充到八營四千人，供給吃飯問題也基本得到解決。曾國藩急忙令彭玉麟化裝成商販，經過太平軍的控製區，與內湖水師取得聯係。然後由他帶領這支隊伍駐紮在南康府，伺機衝出湖口，與外江水師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