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了羅澤南的建議是非常正確的，但曾國藩愛才心切，生怕羅澤南有什麼閃失，便不讓羅澤南遠走，考慮再三，才派他率軍回援武昌，還把自己的好友劉蓉派去做他的助手。這時湖北巡撫正是胡林翼，羅澤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戰，進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軍的勝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羅心裏惦記江西戰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國藩，加緊了攻城的步伐，企圖一舉成功，然後揮師回援江西。鹹豐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戰中羅澤南額上中彈，但他仍然堅持作戰，五天後他傷勢加劇，不治而亡。臨終之前，羅命人取紙墨，寫下：“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寫罷，握住胡林翼之手，說：“死何足惜，恨賊未平。願以兵屬迪庵（迪庵是李續賓的字）。”說罷撒手而逝，年僅五十歲。
得到羅澤南的死訊，曾國藩如五雷轟頂。是時3月，勁草已肥，春華未發。“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他在家書中說：“吾邑偉人，吾店首功，何堪聞此”。清廷追封他為騎都尉，諡“忠節”。
從胡林翼的兩副挽聯中可以看出，羅澤南的死對湘軍的損失是巨大的，影響也很深遠。
其一是：
“上馬殺賊，下馬著書，仗大力撐持，真秀才，真將軍，真理學；
前表出師，後表誓誌，痛忠魂酸楚，有寡婦，有孤兒，有哀親。”
其二是：
“公來使我生，公去使我駭，公逝使我悲，七尺軀係天下安危，存宜屍祝，歿宜屍祝；
賊至還他戰，賊退還他守，賊熾還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敗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聯則雲：
“率生徒數十人轉戰而來，持三尺劍，著等身書，亦名將，亦純儒，獨有千秋，羅山不死；
報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德，複州六城，殺億萬賊，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個，湘水無情。”
兩年前，曾國藩的愛將江忠源死節於戰場；兩年後，他的另一位愛將羅澤南又戰死沙場。從某種意義上說，曾國藩兩位愛將的折損，無異於折斷了他的左膀右臂。
為國求才不避嫌。
龔自珍曾仰天長歎：“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國藩也曾感慨國中無人，他認為，中國若不想與外國列強講和，就得有四五個得力的大將，他數來數去怎麼也數不出來。正因為如此，他才對人才傾注了較多的心血。隻要這個人確有所長，哪怕給他的印象並不好，甚至與他心存隔閡，曾國藩都不憚任用和舉薦。大至總督，小至營哨，曾國藩舉薦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計數。可以說，發現人才是一個成功領導者的首要本領，其價值往往超過了所發現人才的價值。
曾國藩認為，一個合格的政治家，應該為國家舉薦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說：“居高位者，以知人曉事二者為職。”並說：“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即為小人。”曾國藩之所以善於選將，皆因其知人曉事。蔡鍔所輯之《曾胡治兵語錄》於曾國藩知人曉事之說，甚表讚同。其言曰：“文正公謂居高位以知人曉事為職，且以能知人曉事與否，判別其為君子小人，雖屬有感而發，持論至為正當，並非情激之說。用人之當否，視乎知人之明昧；辦事之才不才，視乎曉事之透。不知心則不能用人，不曉事則何能辦事，君子小人之別，以能否利人濟物為斷。苟所用之人，不能稱職，所辦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貽誤大局，縱曰其心無他，究難為之寬恕也。”
曾國藩的保舉，主要有彙保、特保、密保三種，它反映不同的情況、級別、待遇。湘軍每打一勝仗，曾國藩就辦一次彙保之案，在獎勵作戰有功人員的同時，也以勞績奏保一部分辦理糧台、文案、善後諸務的幕僚。
按照慣例，各省督撫每年年終要對司、道、府、縣官員進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實考語，“以備朝廷的酌量默陸”，故清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措詞偶涉含糊，即令更擬”，官員的升遷降黔皆以此為據。戰爭期間，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雖候補官員彙保甚濫，但實缺官員的補授則非地方督撫出具的切實考語不可。因這些考語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這種考核辦法及其考語，稱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員即稱為密保。也因為這一點，彙保一般隻能得到候補、候選、即用、即選之類，而隻有密保才能得到實缺官員，所以，曾國藩欲保奏實缺官員，就隻有密保。
薦舉人才曾是封建社會中任人為官的一種製度。如漢代采用“察舉”製選才，就是各地方官員以一套選人準則選拔人才，進而推薦給朝廷任官；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九品中正製成為選才任官的準則，這種任官方法也是由專門的官員去查訪各地賢良，然後依標準劃分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應官職；隻是到了隋唐，科舉製度大興，這種薦舉人才的方法就漸漸走出了曆史舞台。到了封建專製達到頂峰的明清時期，科舉取士已然僵化，毫無生機。八股取士，往往隻能取到一些死讀書、讀死書的書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經世致用。